不如不改 辣評高考改革為何總愛走回頭路

　　新年前夕，2010年廣東高考報名工作結束。盡管還未舉行，但這次高考注定要在高考史上留下一筆：2010年，廣東將實行新的高考方案。實行了11年的X科考試，退出了歷史舞臺。

　　除了廣東的師生，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一變化，更無從知曉這意味著什么。但只要翻翻高考恢復32年來的改革歷程，就會明白，廣東這次調整高考科目，實質上是宣告了被教育界寄予厚望的“3＋X”科目設置改革的終結，高考基本上又回到了文理科各考6門的“大文大理”時代。

　　當然，教育部門不會作出這樣的宣告，甚至還會否認這一結論，稱現(xiàn)在的高考還是“3＋X”模式�，F(xiàn)在各地普遍實行的“3＋文科綜合／理科綜合”的高考模式的確還掛著“3＋X”的外衣，但其實質早已背離了“3＋X”科目設置改革的宗旨。

　　1999年2月，教育部推出“3＋X”高考科目設置改革方案，當年先在廣東試行，之后試點范圍逐步擴大，2002年起在全國普遍實行。本著“有助于高等學校選拔人才、有助于中學實施素質教育、有助于高等學校擴大辦學自主權”三項原則而推進的這項改革，最大的亮點就是“X”科目。在教育部下發(fā)的《關于進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制度改革的意見》中這樣解釋“X”科目：“X”指由高等學校根據(jù)本校層次、特點的要求，從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歷史、地理6個科目或綜合科目中自行確定一門或幾門考試科目；考生根據(jù)自己所報的高等學校志愿，參加高等學校(專業(yè))所確定科目的考試。

　　有人評價，這個方案的最大特點是開放性，高校和學生都可以自由選擇考試科目。但在實踐過程中，大部分省份都選擇了“3＋文科綜合／理科綜合”模式，所謂綜合，不過只是3門課程的拼盤而已。

　　只有廣東和河南采用過改革設計者最推崇的“3＋大綜合＋1”的方案，但河南只實行了3年便改為“3＋文科綜合／理科綜合”模式。據(jù)中國青年報當時的報道說，雖然教育部門和教師都認為“大綜合”有助于培養(yǎng)學生的綜合素質，避免學生偏科，但客觀上加重了學生負擔，9門課程都要考，各科老師都想方設法擠占學生的時間。

　　此后，改革先鋒廣東一直孤獨地扛著“3＋X”的大旗，但2007年，該省也最終放棄了“大綜合”，改為“文科基礎或理科基礎”，隨著2009年高考的結束，在一片批評聲中，被認為最能突出個性的“X”科走到了終點。

　　現(xiàn)在35歲以上參加過高考的人可能都還記得當年的高考科目，文科考6門，理科考7門，除了文理科都必考的數(shù)學、語文、外語和政治外，文科還要考歷史和地理，理科要考物理、化學和生物。這一模式從1977年恢復高考一直沿用到1992年。如今的“3＋文科綜合／理科綜合”和這一模式貌似不同，但對于考生而言并無太大區(qū)別，文科綜合是歷史、地理和政治共用一份試卷，理科綜合是物理、化學和生物共用一份試卷。

　　至此，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高考科目改來改去，又回到了老路上。

　　其實，高考恢復32年來，高考改革沒少走這樣的回頭路。2007年，在紀念高考恢復30周年的時候，包括中國青年報在內的媒體和一些研究者曾經對此做過梳理。

　　比如，肩負著“打破一考定終身”使命的春季高考，2000年開始在北京和安徽試點時，曾經備受關注和期待，可走過10個年頭之后，春季高考已經無聲無息。當年參與試點的省份，只有上海還在堅守。前不久，上海媒體報道說，2010年上海春季高考招生計劃數(shù)為580名，比2009年又減少了三分之一左右，再創(chuàng)新低。而2009年春季高考，考生實際報到率只有 22.22%。

　　標準分制度，也是在廣東率先實行。在當時的國家教委極力推廣下，全國有不少省份也逐漸采用了這一制度。但由于換算復雜，家長和考生意見較大，這些省份又陸續(xù)改回了原始分。2007年，先行者廣東也走了回頭路，改回原始分。目前，全國只有海南一省還在使用標準分制度。

　　高考英語增加聽力測試也是1999年發(fā)起的新一輪高考改革的重要內容，旨在引導中學英語教學重視聽說能力培養(yǎng)。廣東也是最先試點，2003年在全國普及，但因為聽力測試實施過程中事故頻出，所以2005年起出現(xiàn)了部分省區(qū)取消或淡化高考英語聽力的現(xiàn)象。

　　這種從終點又繞回原點的改革還有保送生制度、廣西的二次高考等。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在回顧高考恢復后的改革進程時曾總結道：和技術相關的改革，大部分比較容易取得成功，而制度性的改革往往歷經反復，走的是比較曲折的路。

　　俗話說，開弓沒有回頭箭，高考改革時不時要射出回頭箭，難免傷及自身。

　　江蘇被認為是高考改革最頻繁的省份之一，從該省考出來的江江和劉璐都戲稱自己是拿來做實驗的“小白鼠”，并認為高考套路的變化影響了自己的高考成績。

　　而處于高考這座獨木橋兩端的中學和大學對于高考改革也是怨聲載道。譬如，在“3＋X”改革前，有段時間高考科目設置是“3＋2”模式，文科不再考地理，理科不再考生物。在指揮棒的引導下，中學自然把地理生物打入冷宮，這兩門課程的任課教師只能賦閑。“3＋X”實施后，很多中學一時間難覓教師，又急慌慌去師范院校對口專業(yè)找人。而生物在高考中的缺席則嚴重影響到大學生物系的招生和生命科學的持久發(fā)展，以至于1996年8月，71位中國科學院院士聯(lián)名呼吁務必重視生命科學，提出“必須立即恢復理科高考中生物學應有的地位”。

　　高考改革為何如此曲折反復？2007年，中國青年報在紀念恢復高考30周年的特刊曾經刊文分析說：掌握話語權的精英階層和由民間呼聲構成的大眾力量都在推動高考改革的試驗，但“‘呼聲’常常只代表某一個利益階層的愿望，它不太可能有完整的系統(tǒng)性考慮，在‘呼聲’推動下的改革，比較容易是頭疼醫(yī)頭腳疼醫(yī)腳式的，決策偶然，上馬倉促，轟轟烈烈推出，撐不了幾年，悄無聲息結束”。

　　2009年，要求改革高考的呼聲仍不絕于耳，各種版本的民間改革方案也紛紛出籠，據(jù)說，正在起草的《中長期國家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也在制定高考改革方案。看來，新一輪的高考改革又將啟程，在此，有必要提醒改革的設計者和決策者，好好總結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不要反復折騰。比如，今年全社會都在討論“高中是否應該取消文理分科”，事實上，在推行“3＋大綜合＋1”高考模式的時候，廣東和河南都取消了文理分科，但最終沒能成功。個中原因，社會大眾可以不探尋，但改革者必須深究。

　　正如中國青年報2007年的報道所指出的：“對國家和考生來說，需要的是思路清晰、目標和路徑對位的改革，而不是為了改而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