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志武：西方崛起非靠掠奪 制度優(yōu)劣決定國家財富多寡

　　摘要：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這位自稱有些理想主義的經濟學家宣稱自己有義務告訴國人：金融不只是能幫助一個國家平攤一時的支付壓力，還能促進制度的良性發(fā)展。尤其對于當下的中國而言，發(fā)展證券金融是唯一的出路。

　　陳志武最近在國內舉辦一系列活動，以回應他8月出版的新書《金融的邏輯》在中國引起的諸多討論。他將此行戲稱為“打虎”之旅。“這些年我心中總有一個紙老虎，就是我從小在中國受教育的過程中被灌輸的觀念”，陳志武說，“紙老虎”大到“國庫真金白銀越多的國家越強大”的想法，小到“養(yǎng)兒防老”的家庭幸福觀，更有基于“陰謀論”的黃金本位主義。

　　在接受《新民周刊》專訪時，這位自稱有些理想主義的經濟學家宣稱自己有義務告訴國人：金融不只是能幫助一個國家平攤一時的支付壓力，還能促進制度的良性發(fā)展。尤其對于當下的中國而言，發(fā)展證券金融是唯一的出路。

　　發(fā)達國家為什么發(fā)達？

　　《新民周刊》：很多人把《金融的邏輯》和宋鴻兵的《貨幣戰(zhàn)爭》相提并論，您怎么看？

　　陳志武：我在《金融的邏輯》中沒有提及宋鴻兵的書，只是駁斥了“西方的崛起時靠掠奪”這樣的觀點。比如暢銷書《白銀資本》，認為西方國家之所以在現(xiàn)代興起，是因為它們從墨西哥等拉美國家掠奪了大量的白銀，這樣才使西方有了“錢”。其實，只要有了便于金融票券交易的制度，金銀作為“錢”的價值就沒有了。制度的優(yōu)劣決定了一個國家“錢”的多寡。

　　像《貨幣戰(zhàn)爭》這樣的書宣揚的是陰謀論，認為全球金融體系都由少數神秘而古老的財團以及美聯(lián)儲等西方國家的中央銀行控制，金融成為他們挑起國家戰(zhàn)爭、控制全球經濟、制造經濟危機、搞垮競爭對手的工具，金融的背后是有組織的陰謀，中國應該避免陷入西方國家金融圈套。這種觀點就像以前的迷信思想，把人類社會不能理解的東西看成是“背后有鬼”，也就是我們所不知的力量在驅使。陰謀論是一種精神麻醉，是智力上的懶惰。迷信或陰謀論并不能幫助我們了解那些成功國家之所以發(fā)展成功的原因，這種視角不能給我們任何知識，或者讓子孫后代掌握金融市場交易的技巧，只是留下感官上的刺激罷了。

　　由于我的專業(yè)訓練和工作研究，《金融的邏輯》更多是探究為何有些國家可以很好地發(fā)展金融市場而另一些國家不能？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的發(fā)展對社會和普通人有啥影響？我認為，金融市場的發(fā)展不僅能促進國家和企業(yè)的發(fā)展，最終能解放個人，實現(xiàn)個人自由。而現(xiàn)代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興起，完善的金融制度功不可沒。

　　《新民周刊》：您認為發(fā)展證券金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但是有人質疑您照搬西方近三百年的金融制度是否適合中國的國情。也有人認為您在國外待久了，有些想法“太天真”。尤其是美國金融危機爆發(fā)后，您為何還是堅持呼吁中國放開金融管制呢？

　　陳志武：美國允許自由的金融創(chuàng)新，當然會出現(xiàn)一些問題，這并不奇怪。因為必須通過出問題，才知道什么地方應該要有監(jiān)管。中國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沒有什么代價，實際上這個代價在以其他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為什么在國際分工中我們只能做出賣廉價勞動力的制造業(yè)？這跟金融發(fā)展落后、金融創(chuàng)新沒辦法放開手腳的關系很大。金融市場不發(fā)展，國內消費的增長就會很難，帶給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代價就是必須靠出口來拉動增長。中國應該進一步地放松對金融行業(yè)的監(jiān)管和管制，應該允許更多的個人、民營企業(yè)開一些金融服務公司，這樣可以讓中低收入家庭可以享受到更多的金融服務帶來的好處。

　　我在美國待了將近24年，1986年到2001年這15年主要在做數理金融理論訓練和研究，2001年之后才關注“大社會”中的金融問題，如市場發(fā)展和社會轉型等。要理解中國的經濟、市場和金融等，不可避免會遇到制度架構的問題�，F(xiàn)在很多人喜歡說“中國特色”。但是我認為，世界各地的人性都一樣，最核心的就是要過得更好。這種追求具有普世性，會影響到方方面面的行為、文化、社會團體和制度架構。因此，只要是能讓中國百姓過得更好的制度，就應該推崇，“中國特色”不是擋箭牌，西方制度也不是“洪水猛獸”。

　　此外，我要強調一下“時間”概念。因為很多人會說傳統(tǒng)的中國制度架構在這片土地上存在了幾千年，讓中國社會發(fā)展壯大到現(xiàn)在，為何現(xiàn)在還要借鑒西方的制度架構？我認為傳統(tǒng)的制度架構已經不適合中國社會，原來的東西閹割了個人空間和個性，應該解除。

　　時間可以從很多方面來定義。我的算法是根據人類收入增長幅度為指標。從公元元年到1880年，全球人均GDP翻了一倍。1880年到現(xiàn)在，全球人均GDP翻了7倍。如果每翻1倍作為一個單位時間，那么過去120多年經歷的時間是之前1880年的7倍。而中國從公元元年到1950年，人均GDP幾乎沒變，生產能力并未發(fā)生實質性變化，這個時間似乎是靜止的。1978年到現(xiàn)在，中國人均GDP大概翻了五六倍。因此以前2000年不變的制度，未必說明有多么優(yōu)秀，只能說明適合當時的生產力。那個體系可以支持中國人活下去的最大化安排，當然可以延續(xù)，但并不代表也適合今天的中國。

　　中國人為什么勤勞而不富有？

　　《新民周刊》：您在新書中將“養(yǎng)子防老”解釋成一種利益交易體系，把中國傳統(tǒng)的一些東西都從經濟角度來解釋，是不是過于功利化？

　　陳志武：我想這其中存在一定的誤會。我只想把人際交往中的利益因素單獨剝離出來，讓金融市場去取代，也就是分離“利”和“義”。對這種研究方法反感的人其實有些掩耳盜鈴。

　　金融交易跟一般的商品交易有一定的差別。產品的交易是你今天付錢了以后把產品賣給你。而金融交易往往是跨時間、跨空間的價值交易。我今天作為父親、母親，在我子女身上做很多的投入，我希望在我老的時候，不能動、沒有收入的時候他能夠給我提供回報，這是金融交易，我以前把這種叫“養(yǎng)子防老”。中國文化的核心在于維護“家”的經濟功能，孝道就是為了在子女、親戚身上的投入能有回報，當然儒家也在乎家的情感功能，但這是第二位的。

　　古代中國為了支持“養(yǎng)子防老”的交易安全體系，衍生出很多風俗，如納妾、租妻、賣妻等。“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理念根深蒂固。顯然，不能生兒子，“養(yǎng)子防老”交易體系就無法實現(xiàn)。像中國的養(yǎng)子防老主要是滿足人基本需求的需要，但是現(xiàn)在有養(yǎng)老基金，還有一些不同的基金管理公司，這個結構正在被我們現(xiàn)在越來越熟悉的金融市場所取代。我只是赤裸裸地把家庭、婚姻和目的表露出來，這樣不僅沒有淡化“人情味”，反而強化人際關系的情感部分。

　　《新民周刊》：無論在您的新書還是您之前的言論中，有一點被反復強調，那就是提倡“政府窮民間富”。

　　陳志武：“政府窮民間富”有利于國家發(fā)展的道理其實很簡單。民間富有應該是發(fā)展的終極目標，而政府窮則有利于限制行政權力的擴張。英國歷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215年，英王簽署《自由大憲章》，國王與社會約法三章，國王不能侵犯個人財產，不能隨意改變游戲規(guī)則。但在英國，現(xiàn)代民主法治架構是在1688年光榮革命以后才建立的。中間這400多年的折騰，英王與議會之間的權力分配發(fā)生很多次變化。400多年間，一旦英王錢多了，就解散議會，單方面說了算；若沒錢了，則恢復議會。英國歷史充分證明國家如果太富，民主法制建設就會受到阻礙，既然朝廷不需要向民間征稅，則不需要求老百姓，自己的政策不在乎老百姓喜好。

　　英國的經驗適用于今天任何國家。負債累累的政府是個權力難以擴張的政府，而“國富民窮”必然迫使老百姓為了生存而求著政府，當飯碗都控制在政府手中，民權與法治只好讓位給權力。民間富有是自由、民主、法治的基礎。政府太富有就會挑戰(zhàn)民間的空間，挑戰(zhàn)民主憲政與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