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韻長存]從東坡詞看蘇軾的人生思考

　　從東坡詞看蘇軾的人生思考

　　王文龍

　　東坡詞中，有一個或顯或隱、貫穿始終的基調(diào)，我們不妨稱之為“人生詠嘆調(diào)”。與之相伴隨的，則是作者持續(xù)不斷的人生思考：其廣度和深度在詞史上都是前無古人的。

　　東坡詞所體現(xiàn)的人生思考主要有以下三對人生矛盾：

　　一、出仕與退隱。蘇軾早在26歲時即踏上仕途，長時間在宦海浮沉，反復地面臨著人生抉擇，尤其是在感到失落以及在政治上受挫，遭致貶竄之時。儒家入世思想本是他的“主心骨”，早年“致君堯舜，此事何難”的豪言壯語，最能代表他對事功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日久而事功無多，便漸漸傾向恬退：“搔首賦歸歟，自覺功名懶更疏”；“幾時歸去，作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云”。在經(jīng)歷了宦海浮沉之后，詞人更體悟到仕途的曲折與險惡：“三十三年，飄流江海，萬里煙浪云帆。”其退隱的內(nèi)在要求自然格外強烈。而一旦被朝廷“放歸”卻又想到功業(yè)未建不由慷慨悲歌起來：“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可見詞人仍在出入之間徘徊。在詞人看來，解決這一矛盾最好的辦法是功成身退：“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xiāng)”。

　　二、理想與現(xiàn)實。詞人盡管懷抱著“致君堯舜”的理想，但現(xiàn)實卻難盡如人意：煩冗的宦務(wù)與頻繁的調(diào)動使他身不由己：“長恨此身非我的，何時忘卻營營”；“人生底事，來往如梭”。他的飄泊感、淪落感、厭倦感也油然而生：“生人到處萍飄泊”；“天涯同是傷淪落”。烏臺詩案，黃州及嶺海兩度流貶，都曾使詞人的理想破碎，“宦游處，青山白浪，萬重千迭”。詞句飽含曲折和難言的苦衷！詞人忽而迷惘：“梧桐葉上三更雨，驚破夢魂無覓處”；忽而自嘲：“三入承明，四至九卿，問書生、何辱何榮”；忽而負屈：“問公何事，不語書空”；忽而沉痛：“珠淚濺，丹衷碎”；這些都是由仕途的升沉不定所引發(fā)的。

　　詞人從現(xiàn)實出發(fā)，走向理想的步履為什么那樣艱難？一是朝廷黨爭的存在，各派彼此掣肘，互相攻訐，爭斗不休，使蘇軾難以大展經(jīng)綸。二是宋王朝國力的貧弱，再加上國策的保守，決定了統(tǒng)治者不可能有大的作為，“道大難容，才高見嫉”（薛瑞生語）的蘇軾的命運不問可知。

　　那么，如何解決理想與現(xiàn)實的種種矛盾？蘇軾的回答大致是：淡化功名意識；守著“用舍由時，行藏在我”的隨機應(yīng)變的人生哲學；抱定“樂天知命”的處世態(tài)度。

　　三、宇宙與人生。這是一個沉重的帶有根本性的課題。“閬苑先生須自責，蟠桃動是千秋。不知人生苦厭求”。蘇軾在帶有神話色彩的奇想中觸及了宇宙無窮與人生短暫的深刻矛盾。有見于此，他對于日居月諸時不我待異常敏感：“人事凄涼，回首便他年”；“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這種對于人生短促的慨嘆，與其惜花傷春之詞同樣表現(xiàn)出對生命本體的憂思。但蘇軾并非一味浩嘆，他在《赤壁賦》中就從宏觀的角度提出了一種達觀的詮釋：“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他在詞作中常常表現(xiàn)出對生活、對人生的熱愛就與這種達觀的態(tài)度相表里。

　　我以為東坡詞中最值得關(guān)注的，還是那些富有積極思想意義的部分。表現(xiàn)為：

　　對現(xiàn)實人生的熱愛。這在前期的名作《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詞中表現(xiàn)得十分充分。即使詞人身處逆境，我們?nèi)阅芸吹剿�積極進取的態(tài)度和樂觀向上的精神：“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發(fā)唱黃雞”。還有更多的作品寫對自然和人生的品味，尤其是像“忽然浪起，掀舞一葉白頭翁”的瀟灑；“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的欣慰，在逆境中仍能品出生活的甘美，不是同樣顯示了詞人對現(xiàn)實生活的熱愛嗎？

　　在順境中的淡泊。元豐末年至元?年間，蘇軾時來運轉(zhuǎn)，甚至有過“未周歲而閱三宦”的殊遇。“人在玉堂深處”時，卻懷念黃州東坡雪堂“手種堂前桃李，無限綠陰青子”；他還告誡自己說：“居士，居士，莫忘小橋流水”（同前）。元?六年三月，將自杭州知州入為翰林學士承旨時作《八聲甘州·寄參廖子》詞，偏要表白自己：“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蘇軾這種在順境中淡泊自守的品格難能可貴。

　　在逆境中的從容。作于黃州時期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便是一個顯例。上片寫途中遇雨時的情景：“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實際上，詞人用象征手法寫出自己在突如其來的政治風雨面前內(nèi)心的坦蕩與氣度的從容。作于同一時期的《念奴驕·中秋》，則有著更為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詞人的心靈仿佛是在“萬里云無留跡”的“長空”中自由飛翔，忽而天上，忽而人間，“便欲乘風，翻然歸去，何用騎鵬翼”三句，可算是在想象中靈魂向著“自由王國”的飛升。所以相對說來，此詞更能表現(xiàn)詞人精神的自由。毫無疑問，詞人在逆境中的這些心態(tài)，都是經(jīng)過自我調(diào)節(jié)的結(jié)果：他已從一次次政治斗爭的噩夢中醒來，恐懼、驚惶、困惑、委屈等已消解殆盡，這種在逆境中隨遇自適的生活態(tài)度和精神狀態(tài)是十分難得的。

　　面對境遇變化時的通達。這里說的是一種人生態(tài)度，也是一種思維方法。同是境遇變化時登樓，蘇軾說：“見說東園好，能消北客愁。雖非吾土且登樓。行盡江南南岸、此淹留。”而建安作家王粲則說：“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淹留！”如果說后者表現(xiàn)的是一種情感，前者則是一種理智；后者是詩人的純真，前者則是哲人的通達。蘇軾謫居黃州時，效法陶淵明，躬耕東坡，似有無限快慰與滿足：“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晚年遠貶海南，艱苦備嘗，九死一生，而筆下春景仍富有生機與活力：“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即此一端，亦可見詞人確實做到了“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

　　東坡詞所作的人生思考超出凡俗，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作者汲取了儒釋道三家思想的積極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為，引導他熱愛生活和人生；道家的無為特別是莊子的齊物論，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顯得從容自如；佛家的靜達圓通，則啟迪他走向圓融和通達。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作者對審美的人生境界的不懈追求，企圖達到對人生功利境界的超越：無論是春風得意，還是身處逆境，都是如此。

　　蘇軾在其詞作中表達的關(guān)于人生哲理的沉思，無疑體現(xiàn)了一種深切的人文關(guān)懷，能給后人以有益的啟示以至精神的滋養(y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