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系我國前途命運的若干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的探討——對30年風浪的一種透視和反思

　　內容提要] 本文提出了改革開放中我們黨始終必須正確解決的關系我國前途命運的八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并扼要地闡明了筆者在這些問題上的基本觀點。

　　一、在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基本理論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繼承發(fā)展關系的核心科學內涵：這個理論體系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則、基本方法，及其聯系我國改革開放新實際的正確運用;這個體系的內容滲透體現著馬列毛的基本原則、基本方法，并包括繼承發(fā)展毛澤東等黨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取得的全部科學的理論成果。

　　二、在黨的思想路線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實事求是唯一的科學內涵，是使我們的主觀認識符合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本質聯系，我國改革發(fā)展的社會實踐符合鞏固完善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客觀規(guī)律。

　　三、在歷史觀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歷史唯物主義(唯物史觀)同西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歷史觀的根本對立和界限。歷史觀也就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直接關系著工人階級政黨的政治路線和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指導地位，關系著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和是否堅持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

　　四、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民主社會主義的四方面的根本對立和界限。否則，就有走上馬克思所批判的“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邪路的危險。

　　五、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基本路線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否則，在現實條件下，容易出在“四個堅持”方面“一手比較軟”的偏向或右的錯誤，甚至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面對自由化猖獗，也有可能出“左”的偏向。

　　六、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fā)展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把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控制力，同公有制經濟的數量與質量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否則，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竭力推行的私有化，必然動搖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

　　七、在我國現階段的階級斗爭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在改革開放、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條件下，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形成的新因素，這種斗爭的新的基本內容、更鮮明的實質和新特點，以及我們應采取正確的方針。否則，在現實情況下，一般易犯“階級斗爭熄滅論”的錯誤，“左”的偏向也要防。

　　八、在反對錯誤傾向的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從具體情況出發(fā)決定方針，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在反對一種主要錯誤傾向的時候，要注意防止另一種被掩蓋著的錯誤傾向。否則，在現實情況下，易出右的偏差或錯誤。

　　概括地說，即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的兩個科學內涵，兩個根本對立和界限，兩個辯證統(tǒng)一關系，兩種特殊形式斗爭的方針。

　　只有正確認識和解決這些重大理論實踐問題，才能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基本路線以及科學發(fā)展觀，避免大的曲折，比較順利地鞏固完善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并堅持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

　　1978年11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30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開創(chuàng)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改革開放為標志的歷史新時期，國家的經濟社會發(fā)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社會主義制度在除弊創(chuàng)新中自我完善和發(fā)展。在改革開放的推動下，人民意氣風發(fā)，發(fā)展日新月異，經濟社會煥發(fā)出蓬勃生機和活力，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大幅度躍升，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從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我國的國際地位著提高。實踐證明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的正確性，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命力。這是極其光輝的30年。

　　由于我國的國情十分復雜，并處在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機遇與風險并存的全球化大環(huán)境中;由于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中外史無前例的開創(chuàng)性偉業(yè)，所以，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實際上不可能不存在任何問題。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從客觀實際出發(fā)，對30年來的改革開放進行科學總結，不但必須恰如其分地肯定偉大成就，而且也必須恰如其分地認識客觀存在的不可忽視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始終存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干擾破壞及其造成的惡果。值得警惕的恰恰是自由化勢力把實事求是地反思這些問題，以求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fā)展更健康地遵循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實現現代化的客觀規(guī)律繼續(xù)前進，統(tǒng)統(tǒng)誣蔑為“反對改革”。他們這樣做只能給黨和人民的事業(yè)繼續(xù)造成嚴重危害，因為其中有些問題是違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實現現代化的客觀規(guī)律的，也不符合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科學發(fā)展觀的要求，甚至是南轅北轍。因此，做好30年總結的基本要求和標志之一，應當是深刻認識這些問題，并在理論和實踐上予以正確地解決。這是繼往開來，興利除弊，更高地舉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更好地全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切實落實科學發(fā)展觀，把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革和經濟社會發(fā)展推進到一個更健康的新時期的根本思想政治保障。

　　改革開放30年來的實踐及其結果也證明，在我國的理論工作、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fā)展領域中，除改革開放發(fā)軔時期“左”的習慣勢力是主要問題外，實際上此后長期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來自黨內外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和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干擾破壞，并隨著所有制結構迅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階級階層關系和法律的、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等上層建筑領域的相應變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呈現了愈來愈深廣嚴重的趨勢。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的動亂、反革命暴亂;九十年代后期開始的持續(xù)十多年的動搖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公有制經濟超限度私有化，內外資私營經濟超限度大發(fā)展，房地產業(yè)、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超限度市場化;發(fā)生在世紀之交以來的公然妄圖全面推翻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間修憲”、新“西山會議”，以至“民主社會主義”大纛的拉起，都是很典型的表現和標志。這也是始終充滿風浪的30年。

　　形成這種情況雖有極為復雜的原因，但不能回避，這同我們在理論研究宣傳教育，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等領域的實際工作中，在若干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上長期存在明顯的片面性、甚至錯誤傾向，被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和國內外敵對勢力所利用有著必然聯系。正如鄧小平所說的，這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旗幟不鮮明、態(tài)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94頁)

　　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上號召全黨，“緊密結合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生動實踐，深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全黨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fā)展觀活動，堅持用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改造，進一步把握共產黨執(zhí)政規(guī)律、社會主義建設規(guī)律、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提高運用科學理論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第50頁)

　　我們只有按照鄧小平和胡錦濤總書記的上述要求來做，才能旗幟鮮明、態(tài)度堅決、一以貫之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全面堅持黨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而要做到這些，最根本的就是必須結合新的實際，深入學習黨的科學理論，即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決切實克服長期存在的以下八個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上的偏向和錯誤傾向。

　　一、在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基本理論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繼承發(fā)展關系的核心科學內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的產物，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繼承發(fā)展，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fā)展的新階段，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因為，首先，科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本身,必須也應該有機地滲透體現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把它們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并結合新的實際加以正確運用;其次，這個理論體系本身，也必須包括繼承和發(fā)展以毛澤東為杰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全部科學理論成果。這兩點就是它們之間繼承發(fā)展關系的核心科學內涵。

　　在這個問題上的嚴重錯誤傾向是某些人抽象地肯定它們之間的繼承發(fā)展關系，具體否定上述特定的核心科學內涵，特別是蓄意把毛澤東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理論成果排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外，力圖誤導人們把這個理論體系當作似乎是全新的“創(chuàng)造”，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似乎是它的對立物。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打著“解放思想”和“理論創(chuàng)新”的旗號，以新自由主義等資本主義新舊腐朽思想理論和自己對其拙劣的發(fā)揮，來偷換和冒充黨的基本理論、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甚至以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的旗號取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目前理論界許多黨內同志認為，旗幟鮮明地堅持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內的黨的基本理論，才能全面、完整地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真正統(tǒng)一全黨的思想，全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全面貫徹科學發(fā)展觀。而要做到這一切，必須堅決防止和克服上述錯誤傾向，使人們認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內在繼承發(fā)展關系，劃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其它錯誤思潮的界限。

　　二、在黨的思想路線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實事求的唯一科學內涵。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實事求是的唯一科學內涵，一般地說，就是使我們的認識符合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本質聯系，符合事物發(fā)展變化的客觀規(guī)律。在我國所處的當代國內國際的具體條件下，面對我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鞏固完善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定歷史任務，具體地說，就是結合新時期的實際，使我們的主觀認識和路線、方針、政策，始終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長期相對穩(wěn)定并相對變化的基本國情，以及與之緊密聯系的世界大勢，使我國改革發(fā)展的社會實踐始終符合鞏固完善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客觀規(guī)律。

　　但是，在思想路線問題上長期存在的偏向，是在認識方面不明確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實事求是的上述特定的唯一科學內涵。嚴重的錯誤傾向則蓄意否定這種科學內涵。其突出表現是，有些人、包括一些領導干部，把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同狹隘經驗主義、實用主義三者雜糅的個人直覺、甚至隨心所欲，當作“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實事求是”，以“私有制高效”、“市場萬能”等新自由主義神話，誤導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fā)展;以抽象人道主義的“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等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干擾我國的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這種嚴重錯誤傾向，客觀上迎合了黨內外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和國內外敵對勢力把我國的改革開放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的要求。應當明確指出，這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實事求是，而是做了形形色色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俘虜，迷入了資本主義化的邪路。某些人借口私有制經濟已經三分天下有其二，企圖在十七大報告中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并標榜這才是“實事求是”，這就是典型表現。他們的主張完全違背社會主義的本質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客觀規(guī)律，何談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實事求是!我們必須科學嚴謹地闡釋、旗幟鮮明地堅持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上述唯一的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內涵，這才是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實事求是的靈魂。

　　三、在歷史觀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歷史唯物主義同西方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歷史觀的根本對立和界限。

　　1.簡要重溫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和觀察問題的基本方法。歷史觀不但是研究歷史，而且也是觀察研究現實社會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恩格斯創(chuàng)立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即唯物史觀)，充分體現和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包括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其精要為：人們在社會生產中發(fā)生的同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fā)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tài)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會發(fā)展的基本動力;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tài)，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fā)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發(fā)展到能夠提供一定量的剩余勞動，生產資料私有制必然產生，而私有制則是階級和階級統(tǒng)治工具國家機器產生的根源;在階級社會中，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筑的矛盾，主要表現為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勞動人民是創(chuàng)造歷史的基本的、決定性的力量。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科學地揭示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提供了觀察研究社會歷史和現實的最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

　　《共產黨宣言》的核心內容滲透著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并聯系資本主義社會的實際對上述基本原理作了具體的闡發(fā)，集中闡明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斗爭的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產生、發(fā)展、滅亡的規(guī)律和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做出了“一個概括”、“兩個必然”的科學論斷:“一個概括”，即“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因為“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筑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生產和產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兩個必然”，即“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263-265頁)《宣言》還犀利地批判了“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以及反動的與空想的社會主義。

　　2、認清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歷史觀的主要特征。上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和觀察問題的基本方法，歸根到底是社會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而不是相反。

　　但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歷史觀，恰恰是把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因果和過程弄顛倒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歷史觀以及這種世界觀的主要特征，是把基于抽象人性的“自由民主”、“公平正義”、“平等博愛”等，宣揚為超歷史的永恒的價值觀念，當作人類及其個體與生俱來的普世的“天賦人權”和最高真理、最高價值，并把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和文化作為實現這些價值觀念的完美結果;進而認為只有資本主義制度才能使這一切得到實現。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則認為，歷史的因果關系和進程恰恰相反，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的發(fā)展，才產生和發(fā)展了這些以“普世”的面貌出現的價值觀念，其內涵和實質反映了資產階級經濟政治利益的要求。這些價值觀念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在于：它們雖然在概念的外觀上似乎普遍適用于世上每個人，但是在人們身上是否能夠實現和實現的程度，實際上卻取決于人們自身是否占有和占有多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資源等現實條件;而這些現實條件恰恰不是“天賦”的，卻是由人們所在國家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制度的性質和經濟社會發(fā)展水平等客觀的社會條件決定的。人們如果不具備或很少具備這些現實條件，這些價值觀念對他們來說就是虛幻的、不可實現的，或只能極有限地實現。事實真相是，即使在現代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里，只要資本主義制度還存在，基于私有制所造成的剝削階級同被剝削階級之間占有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社會等資源的巨大差別，不但壟斷資產階級總是享有更多更大的權益，而且他們依據私人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專利”所占有的那部分權益，同勞動者的權益還有本質的不同，并且二者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對抗性。例如，資產階級擁有的最根本的權益，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對廣大勞動者進行剝削、支配的權益，以及對資本主義制度反抗者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權力和自由。因此，從根本上來說，不消滅資產階級的私有制，不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就沒有對于廣大勞動人民的民主自由、公平正義和平等博愛。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同唯心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史觀的根本對立和鮮明界限。

　　3.必須高度重視黨內出現的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歷史觀的危險傾向。迄今為止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經驗反復證明，堅持什么歷史觀直接關系到工人階級政黨奉行什么政治路線。堅持唯物史觀，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政黨就會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堅持共產主義理想，決不放棄社會主義革命和推翻資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國家執(zhí)政的工人階級政黨就會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就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不斷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堅持共產主義最終目標。相反，這些政黨如果背棄唯物史觀，接受資產階級的抽象人道主義歷史觀、世界觀，就必然背叛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搞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黨就會放棄和反對社會主義革命，第二國際以來的西歐北美社會民主黨即是歷史和現實的例證;社會主義國家執(zhí)政的工人階級政黨就會背叛無產階級專政，迎合資本帝國主義的需要，以“和平演變”的方式，顛覆社會主義制度，復辟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制度，始于赫魯曉夫完成于戈爾巴喬夫、葉立欽的蘇聯共產黨的“和平演變”與蘇聯解體即是更切近的搞民主社會主義的典型。

　　在蘇聯東歐國家的“和平演變”過程中，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指導地位逐步被資產階級的抽象人道主義歷史觀、世界觀所取代。其必然惡果，是以這種歷史觀、世界觀為哲學基礎和邏輯起點的形形色色西方資產階級觀點，充斥這些國家的哲學、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傳媒學、文學藝術等各領域，并加以本土化的最惡劣的發(fā)揮，借助各種大眾傳媒、課堂和“學術”研討交流，把這些觀點通俗化、形象化、情緒化，加以廣泛傳播，其結果是正不壓邪，使各種意識形態(tài)形式成為推翻工人階級政黨領導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輿論工具。這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中得到了大規(guī)模的典型表現。這一切在我國也驚人地相似，唯一不同的是我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力量還在頑強地堅持斗爭。

　　這些具有規(guī)律性的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使我們深深地懂得，我們黨有的黨員如果把資產階級的抽象人道主義歷史觀、世界觀的“自由民主”、“公平正義”、“平等博愛”等價值觀念當作“普世價值”，當作社會主義的最高“真理”、最高“價值”來宣揚和實踐，只能說明他們在發(fā)表和實踐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綱領與宣言，在理論和實踐上徹底丟掉了共產黨人的“老祖宗”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丟掉了我們自己的“老祖宗”毛澤東思想，但愿這是由于他們不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造成的。

　　因此，我們黨應當高度重視黨內出現的宣揚資產階級的抽象人道主義歷史觀、世界觀的危險傾向，建議以黨和國家的各級干部、特別是高中級領導干部為重點，切實加強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教育，下大功夫搞清楚這兩種歷史觀、世界觀的根本對立，在理論和實踐上劃清它們之間的界限，只有這樣做才能使我們黨和國家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把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經濟制度，建立在堅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基礎之上。

　　四、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民主社會主義的根本對立和界限。

　　民主社會主義是同社會民主主義即第二國際修正主義是一脈相承的現代修正主義。它也是二戰(zhàn)后在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和工人階級政黨內泛濫成災的一種思潮。它的本質根本不是科學社會主義，而是一種現代“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豆伯a黨宣言》一針見血地揭露了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產生的原因，是“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會的弊病，以便保障資產階級的生存”。這種社會主義所理解的工人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改變，“絕對不是只有通過革命的途徑才能實現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消滅，而是一些行政上的改良，這些改良是在這種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實行的，因而絲毫不會改變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歸結起來就是這樣一個論斷：資產者之為資產者，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280-281頁)當代資產者不是還在不斷地標榜，正是他們提供就業(yè)崗位和工資“養(yǎng)活”了工人，并以納稅提搞了工人享有的社會公共福利嗎?可見，《共產黨宣言》抓住要害，徹底揭露了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本質和虛偽性、欺騙性。

　　作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對立和界限主要有以下四點:

　　1.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而民主社會主義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為主體的混合所有制基礎上，把國家即總體資本家所有和多種形式有限合作都叫公有制，本質上仍是搞資本主義私有制，而且是搞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之所以允許實質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內資、外資私營經濟存在和一定程度的發(fā)展，這是因為我國的社會生產力比較落后，它們所能容納的生產力還有一定的發(fā)揮余地;但是它們必須在憲法規(guī)定的公有制為主體的限度內合法健康地發(fā)展。否則，內外資私營經濟資本無限膨張壟斷的本性和趨勢，必然成為對于公有制經濟正常發(fā)展的壓制和扼殺;這既不利于整個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也會削弱甚至動搖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并危害其上層建筑，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民主社會主義的根本對立和界限。

　　2.分配制度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公有制生產關系為主體，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方式，把按勞分配作為實現共同富裕的初次分配的基本手段;居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屬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雖然十分重要，但僅是輔助手段。而民主社會主義主張維護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保持雇主、雇傭勞動者之間的剝削同被剝削的關系，實質是讓按資分配方式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起決定作用;這種分配方式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因而它不得不用所謂公共財政轉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來緩和因私有制造成的對抗性社會矛盾，以期實現所謂社會公平，這根本不可能解決兩極分化問題，頂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緩解矛盾的作用。我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企圖以民主社會主義為參照，竭力淡化或否定按勞分配，鼓吹以二次分配為主要方式來解決我國的貧富懸殊問題，其目的在于掩蓋他們大力推行私有化造成的嚴重后果，維護暴富階級階層的根本利益，這只能將目前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尋求解決貧富差距拉大這個棘手問題的積極性引向不能治本的路子上，這是絕對不能扭轉貧富差距繼續(xù)擴大趨勢的。

　　3.國家的國體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體，是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和共產黨領導的工農聯盟階級基礎之上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這種社會制度符合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民主社會主義的國體，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之上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制度，盡管執(zhí)政的不同的資產階級政黨色彩有差異，但是都代表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它們采取的居民收入二次分配在內的各種緩和國內經濟矛盾的措施，盡管某些具體措施和做法我們可以借鑒，但是總體上都是為了鞏固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涵蓋、更不可能替代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的具體措施和政策。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起來的、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的中國共產黨，在執(zhí)政為民上理應在實踐中產生超越民主社會主義的、更多更好的政策措施，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及其所決定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初次分配方式，就是保障社會公平、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

　　4.意識形態(tài)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建立在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之上，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多樣化，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而建立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基礎上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其理論基礎和根本指導思想都是抽象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其核心價值觀是把“公平正義”、“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作為自人類形成以來就追求的共同理想，僅有實現形式、途徑的不同;而否認它們的內容具有不同的時代特點，在階級社會里還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我國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斗爭實踐中，在新中國建立、發(fā)展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批判地繼承發(fā)展了我國和世界文明的優(yōu)秀遺產，形成和發(fā)展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價值觀體系。這種價值觀體系將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程度的提高而逐漸發(fā)展完善，并使廣大人民群眾逐漸獲得更多更好地保證其實現的經濟政治文化的社會客觀條件，不斷提高其實現的程度和質量，從而使他們享有更多、水平更高的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全面發(fā)展、民主自由、團結和諧。社會主義價值觀體系的真實性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堅持鞏固發(fā)展公有制為主體和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方式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之上的，能為這種價值觀體系的實現逐步提供更好的現實條件。否則，再漂亮虔誠的“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高調和誓言，無異于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一貫的虛偽與欺騙，因為這些詞藻絲毫不會改變“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也無異于當代西歐北美民主社會主義和蘇聯戈爾巴喬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它在蘇聯制造的歷史大悲劇及其慘痛教訓，我們必須引以為戒，這是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

　　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和當代的慘痛教訓告誡我們，工人階級政黨的理論旗幟直接關系著黨自身及其領導的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興衰成敗。在重大理論原則問題上失之毫厘，這種理論的內涵及其指導的實踐必然謬以千里。因此，我們黨要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上就必須旗幟鮮明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世界觀，認清它同資產階級的抽象人道主義歷史觀、世界觀的根本對立和界限，科學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民主社會主義的根本對立和界限。看來這是我們黨當前和今后長期的思想理論建設的基礎工程和重大任務。

　　五、在黨的基本路線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

　　在這個問題上的片面性和錯誤傾向是：否定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必須一以貫之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否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和反“左”不可逾越的底線;否定始終旗幟鮮明、態(tài)度堅決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和獲得成功的根本思想政治保障;否定只有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前提下，改革開放才能真正成為強國之路，而避免被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浪潮推向西方發(fā)達國家附庸的深淵。

　　改革開放以來，這些割裂基本路線全部內容辯證統(tǒng)一的片面性和錯誤傾向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在當代國內國際環(huán)境中，否定了四項基本原則，割裂了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同四項基本原則的聯系和統(tǒng)一，割裂了改革開放同自力更生、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聯系和統(tǒng)一，就必然使經濟建設、改革開放失去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發(fā)展的方向和性質。因此，關鍵是我們必須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chuàng)業(yè)”，統(tǒng)一于我們?yōu)橹畩^斗的目標“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5頁)要深刻領會“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奮斗目標”之間的聯系與統(tǒng)一，把基本路線作為一個不可割裂的有機整體來把握;尤其要針對長期存在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夠一貫”、“一手比較軟”的狀況，充分認識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國之本的重大意義，以求徹底改變這種狀況，在新一屆黨中央的領導下，全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鞏固完善發(fā)展社會主義制度，開創(chuàng)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局面。

　　六、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把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控制力，同公有制經濟的數量與質量的辯證統(tǒng)一關系。

　　筆者的初步研究結果認為，由于在進行物質生產的實體經濟——極為重要的工業(yè)經濟中，國有工業(yè)受資本有機構成高，資本周轉期長等復雜因素的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公有制經濟在質量上對外資經濟的劣勢，有必要以數量來彌補;特別是由于作為整個現代國民經濟的心臟和血液的我國現代金融行業(yè)的后起和稚嫩，我們絕不能想當然地照搬股份制絕對控股、相對控股所需的控股權比重，而認為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公有資本的比重占51%或相對優(yōu)勢，就能夠保障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控制力;相反，必須充分認識，公有資本、特別是國有資本必須占更大的比重。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和控制力;才能保證勞動者的多數在生產領域處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之中，處于主人翁的經濟地位;才能保證我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并使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與作為生產關系總和的經濟基礎，不斷得到鞏固和加強。

　　為了確保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和經濟社會的科學發(fā)展，公有制經濟數量、質量的辯證統(tǒng)一所形成綜合實力，公有資產對包括外資經濟在內的私有資產必須具有實事上的鞏固的絕對優(yōu)勢。國家統(tǒng)計局專家趙華荃經深入研究提出，鑒于國有工業(yè)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周轉期長的特殊性，從業(yè)人員的比重和產值比重低于其資產比重的5.2%和4.5%，因此，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比重升降的臨界值應當是公有制資產的比重占55%-60%，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占45%-40%。((趙華荃《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之我見》 《馬克思主義研究》2006-11 第30頁)

　　筆者還認為，鑒于金融行業(yè)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其中的國有資產的比重必須具有確保國家金融主權和整個國家安全的更高的比重、質量和更高的經營管理水平。但在2008年3月中國銀監(jiān)會發(fā)布的《銀行控股股東監(jiān)管辦法(征求意見稿)》中，卻取消了對外資控股中國銀行的比例限制，允許外資銀行擁有我國所有商業(yè)銀行“25%以上”、即不低于25%到100%的“表決權股份”。正如銀監(jiān)會主席劉明康不止一次所表示的：這是為了使“外資控股國內銀行沒有法律上的任何障礙”。(云淡水暖：《誤解還是真相》 烏有之鄉(xiāng)網站2008年4月17日)須知千方百計向我國施壓的美國，反倒是嚴控外資入股本國銀行10%的，并施加種種限制。如果我國像美國要求的那樣實行金融自由化，將使我國成為金融領域不設防的國家，必然導致美歐國際銀行集團控制我國金融，甚至控制我國的貨幣發(fā)行權，從而必然全面嚴重威脅和損害我國的國家主權和獨立。果真如此，這將是比國有企業(yè)超限度私有化更加難以挽回的最深重的歷史慘劇，使我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將近90年革命和建設的全部成果附諸東流，這是我們黨和國家必須堅決避免的前途和命運。

　　但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不顧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根本不同于西方發(fā)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蓄意割裂數量質量的辯證關系，借口國有經濟只要“質量高”，不必具有數量優(yōu)勢，照搬西方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只占約20%，來制定我國國有經濟戰(zhàn)略性調整的目標，按這個目標持續(xù)掀起了國有經濟的私有化狂潮;并竭力推行金融業(yè)向西方不設防的完全開放，其惡果將完全可能使我國國民經濟處于被歐美國際銀行集團控制的危險境地，有些高中級領導干部也為這種狂潮推波助瀾。這正是西方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國內資產階級分子右翼社會勢力及其培植的代理人黨內外資產階級自由化頑固派，力圖控制我國輿論，影響決策，誤導我國改革發(fā)展的惡果。若不能從根本上堅決制止這種無止境的發(fā)展趨勢，必然根本摧毀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以至包括上層建筑在內的整個社會主義制度。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國搞垮一個國家先是讓其私有化、市場化，推動大量資本進入這個國家，大幅度拉高房市股市匯市價格，用通貨膨脹激化這個國家的矛盾，制造危機和動蕩，迫使資本四散而逃，讓這個國家資產價格跌得一文不值，然后返回頭再廉價買進其核心資產(歐美銀行家們稱之為“剪羊毛”，筆者注)，在經濟上完全控制這個國家。(參閱張宏良：《危若壘卵的中國經濟現狀》旗幟論壇 2008-4-1)實際上也盡可能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控制這個國家。這也就是歐美私有國際銀行集團的主人金融寡頭，同代表其利益的西方國家政府合謀，共同實施“有控制地解體”他國經濟，周期性地大規(guī)模洗劫他國財富的戰(zhàn)略。他們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正是采取這種戰(zhàn)略，在拉美、非洲、蘇聯東歐(對蘇是使其休克而拒絕金融輸血)、東亞一些國家制造經濟危機，重創(chuàng)了它們的經濟，并引發(fā)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危機。(參閱宋鴻兵：《貨幣戰(zhàn)爭》第186-216頁)在東亞金融危機中，我國主要因為當時金融主權在握才得以幸免。

　　因此，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fā)展領域，我們在思想認識和實踐上必須同私有化、自由化劃清界限，本著公有制經濟數量、質量(含合理的布局結構)辯證統(tǒng)一互補所形成的綜合實力，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據鞏固的絕對優(yōu)勢的根本原則，來確定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應占比重的上下限;本著確保我國金融主權和貨幣發(fā)行權的根本原則，有限度地向外資銀行開放金融領域。我國必須堅持這兩個根本原則，以應對西方世界實施的最新殖民化戰(zhàn)略，即“有控制地解體”我國經濟，“剪羊毛”式地大規(guī)模掠奪我國財富，剝奪我國的各種主權，使我國成為“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第303頁)。對于這兩個根本原則，必須依據憲法，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國有經濟和金融的神圣立法中分別予以反映，做出法律規(guī)定。政府下屬有關部門違背這兩個根本原則制定的意見、辦法、規(guī)定、決定等文件應視為缺乏法源根據和越權，一律無效，以確保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國家的金融主權和貨幣發(fā)行權，以至國家的經濟獨立、科技獨立、政治獨立、國防獨立和文化獨立，而不受制于人。只有這樣，我國才能鞏固完善發(fā)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富裕，并為鞏固完善發(fā)展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提供可*的物質技術基礎和作為生產關系總和的經濟基礎。

　　七、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階級斗爭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在改革開放和全球化條件下，形成特殊形式階級斗爭的新因素，這種斗爭新的基本內容、更鮮明的實質和突出特點，以及我們應采取的正確方針。

　　1981年黨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我國“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階級斗爭已經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第65頁 人民出版社)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決議》的這些論斷和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的論述，是我們研究我國改革開放和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條件下，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問題的指導思想。

　　1.特殊形式階級斗爭形成的國內外新因素。形成我國新時期階級斗爭的國內因素，有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特殊形式的遺留。對這種“遺留”，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實際上做出了科學論斷。他在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革命時期的大規(guī)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后，我國還存在階級斗爭的原因和內容作了具體分析，并極富遠見地指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第230頁)這些論斷不僅先被“文革”中以極左面目出現的“四人幫”、林彪兩個反革命集團同黨和人民的激烈斗爭所證明;而且在其后的新時期里，繼續(xù)被打著“改革”旗號的黨內外極少數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極右派——資產階級自由化頑固派，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尖銳對立所證明。

　　新時期的實踐證明，形成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特殊形式階級斗爭的國內新因素，更重要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凸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個堅持”的尖銳對立。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階級斗爭在新的國際國內條件下的繼續(xù)和激化。這是因為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全球化處于高潮，我國的改革開放又是在“文革”造成的嚴重挫折之后進行的，所以黨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和國內外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相互配合，格外囂張，竭力把我國的社會主義自我完善和發(fā)展的改革開放，推向“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并在事實上已經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惡果：隨著公有制經濟的超限度私有化，內外資私營經濟的超限度大發(fā)展，房地產業(yè)、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的超限度市場化，在我國相當大的范圍內已經重新形成了剝削的條件，即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的基本條件，并隨之出現了嚴重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趨勢;我國當前的階級階層結構及其相互關系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至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已經發(fā)生了巨大而深刻的曲折和惡性變化。鄧小平于1985年所說的作為單個存在的“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39頁)至今顯然已經絕不再是“個別”事實;具有鮮明資本人格化特征和資產階級屬性的強大社會勢力已是客觀存在，并且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的趨勢咄咄逼人。這種社會勢力的右翼及其代理人黨內外資產階級自由化頑固勢力掀起的持續(xù)十多年的“三個超限度”的猖狂攻勢，實質就是這種社會勢力圍繞著經濟利益而展開的對全國勞動人民的殘酷的階級斗爭，也是旨在摧毀中國共產黨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的階級斗爭，其性質同在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進行所有制結構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根本不同的。而為經濟斗爭服務的思想斗爭、政治斗爭也空前復雜激化，這是經濟政治文化上羽翼漸豐的具有鮮明強烈資產階級屬性的社會勢力右翼，認為時機將至，旨在一舉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空前嚴重的政治斗爭，這在世紀之交以來尤為突出。回避這些確實存在的實事，不是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絕對有害無益。

　　影響我國階級斗爭的國際因素，主要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和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全球化條件下，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的“和平演變”，或曰“西化”“分化”。它們這樣做是必然的，原因有三：一是只要我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它們同我國之間的矛盾，始終是兩種社會制度、新殖民主義同第三世界、霸權同反霸權之間的三重對抗性基本矛盾。二是它們同我國的有限“合作”、“互利”都是為了自己的“永恒的利益”，顛覆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則是它們的根本戰(zhàn)略目標和最大利益之所在，這是絕對的、恒定的。三是它們?yōu)閷崿F這個根本目標對我國采取了“和平演變”、全方位遏制、武力威脅三管齊下的戰(zhàn)略。霸權帝國主義對我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和敵對勢力，對臺獨、藏獨、疆獨，對國際上一切圍堵我國的反共反華反社會主義的勢力，都采取一律支持的政策，就是這種綜合戰(zhàn)略的露骨表現。其中，里應外合的“和平演變”對我國是最大的現實危險。在遏制戰(zhàn)略中破壞性最強的是“金融戰(zhàn)爭”，必須清醒地看到，霸權帝國主義已經對我國發(fā)動了這場戰(zhàn)爭，我國必須堅決打贏這場金融保衛(wèi)戰(zhàn)。切近的歷史教訓可以為鑒，上世紀90年代初它們發(fā)動的“金融戰(zhàn)爭”，不費一槍一彈，卻使日本陷入了十幾年的經濟衰退，財富損失相當于在二戰(zhàn)中戰(zhàn)敗的結果;使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痛遭洗劫，經濟上20年未能恢復元氣。(宋鴻兵：《貨幣戰(zhàn)爭》第202、206頁)因此，對西方國家的軟硬兩手三管齊下戰(zhàn)略，我們都要識得破，頂得住，我們也必須采取軟硬兩手戰(zhàn)略來付：一手是丟掉幻想，準備斗爭，有利有節(jié)，斗則必勝，避免軍事對決，但必須打贏“無硝煙的戰(zhàn)爭”;另一手是堅定不移地堅持原則，捍衛(wèi)國家主權和利益，團結世界人民，巧與周旋，爭取和平合作，贏得實利，發(fā)展壯大自己。

　　“和平演變”這種“無硝煙的戰(zhàn)爭”是西方國家對我國進行的全面戰(zhàn)爭，并在蘇聯解體后它們已把我國作為“和平演變”的主戰(zhàn)場;早在1989年10月鄧小平就指出：“不久前北京發(fā)生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首先是由國際上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煽動起來的。很遺憾，美國在這個問題上卷入得太深了……”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31頁)美國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威廉•恩達爾揭露，美國中央情報局建議成立的所謂非政府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以及“愛因斯坦研究所”“曾經鼓動1989年天安門示威”，前者的“首任主席魏因施泰因1991年便曾明言：很多我們做的事情，都是前中情局25年前秘密從事的。”(2008年4月17日《香港明報》)已經暴露的實際上僅僅是冰山一角，此后至今將近20年間，種種跡象顯示，西方國家在我國意識形態(tài)、經濟、政治各領域實施的“和平演變”戰(zhàn)略，包括組織滲透，在我們內部尋找、收買、培植代理人，都已經到達了空前深廣和嚴重的程度。它們這樣做的根本目的，是把我國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tǒng)治，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

　　2.特殊形式階級斗爭新的基本內容。由于互相聯系的國內因素、國際影響決定著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殊形式階級斗爭的內容和特點，因此我們必須從這種新的實際出發(fā)，把國內、國際階級斗爭緊密聯系起來，以唯物史觀的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特別是階級斗爭的觀點和階級的分析方法，來觀察研究國內因素、國際因素相互交織的各種矛盾及其長遠發(fā)展。以此看來，現階段見之于國內的特殊形式階級斗爭新的基本內容，主要有如下六大方面：

　　一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要求，同國內私人資本、國際壟斷資本在我國趨向無限增殖擴張和壟斷的資本本性之間的矛盾和斗爭;

　　二是社會主義不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要防止兩極分化”，同國內外私人資本在我國無限擴張，“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鄧小平年譜》下 第1464頁)，可能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斗爭;

　　三是不斷發(fā)展的內外資私人資本(外資的主體是國際壟斷資本)所有者的經濟利益及其必然的政治要求，同中國共產黨的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和領導地位，國家政權的人民民主專政性質之間的矛盾和斗爭;

　　四是我國堅持經濟社會獨立自主發(fā)展的社會主義道路，同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和國內國際其它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力圖把我國變成國際壟斷資本附庸的矛盾和斗爭;

　　五是馬克思主義在我國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指導地位，同國內國際因素決定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竭力爭奪主導地位的矛盾和斗爭;

　　六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和國內國際其它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進行思想和組織滲透，圖謀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或改變共產黨與國家政權性質的矛盾和斗爭。

　　這些國內外交織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充分說明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平演變”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是在改革開放和國際壟斷資本主導的全球化的國內外條件下，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殊形式階級斗爭的新的基本內容和集中表現;而這些新的基本內容則充分體現了特殊形式階級斗爭的深刻性、復雜性、實質和特點。

　　3.特殊形式階級斗爭的更鮮明的實質。上述所有這些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都是我們黨和國家面臨的二十一世紀難題和和空前嚴峻的考驗。斗爭的實質則更鮮明、更集中地顯示出這是兩條道路的斗爭，是我國始終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把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變成一個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這是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的殊死決戰(zhàn)�？駸岬�、迫不及待地要求我國徹底改變顏色的，是我國具有鮮明的資本人格化特征和資產階級屬性的強大社會勢力的右翼及其代理人黨內資產階級自由化頑固勢力。這種要求是他們對于霸權帝國主義的依附性和賣國性所決定的，也是霸權帝國主義的根本戰(zhàn)略目標決不是要把中國變成一個獨立富強的國家所決定的。這種社會勢力的右翼及其代理人色厲內荏，他們深知，他們只有在“改革開放”旗號的偽裝下，在霸權帝國主義的卵翼支持下，把社會主義的中國變成西方國家的附庸，才能有望使他們通過超限度私有化剝奪的中國人民的巨額財富，不再物歸原主，并世代相傳，保值增值。他們人數極少，但他們的依附性和賣國性集中地、典型地表現了他們的階級本性、階級利益和迎合霸權帝國主義需要的奴顏媚骨，某些人還具有官僚買辦的特征;也同樣地暴露了他們骨子里對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制度和勞動人民的極端仇視。而這對有些人來說，這是歷史和現實的階級斗爭的舊恨新仇在適宜的國內外氣候中的必然發(fā)泄。

　　4.特殊形式階級斗爭的突出特點。這種特殊形式階級斗爭的突出特點——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平演變”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對立，具體分析有以下四點：一是黨內外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頑固勢力，既集中代表了資本人格化的強勢社會勢力的右翼以及國內其他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復辟資本主義的強烈要求，又是西方反共反華反社會主義勢力在我國進行“和平演變”的附庸性同盟軍和代理人。二是黨內極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頑固份子是寄生于黨內、瘋狂反對“四個堅持”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極右派，他們之所以有很大的能量，主要原因正如鄧小平所強調的：“這些人恰恰就在共產黨里”。(《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98頁)他們盜用黨的經濟政治組織文化等資源，肆無忌憚地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所以“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同上 第380-381頁)三是這些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是對抗性的，在一定的條件下還可能激化，表現為劇烈的敵我矛盾。四是我們以妥協(xié)退讓求穩(wěn)定和諧，則穩(wěn)定和諧則亡，黨內外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國內外敵視社會主義的勢力則更加猖狂。這些也是我們30年來的最重要的經驗教訓，對這些黨內似乎還沒有清醒的認識。

　　5.我們應采取的正確方針。鄧小平在總結1989年發(fā)生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經驗教訓時指出，這是由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05-306頁)此后，這種狀況在短期內雖有改善，但不久后仍然不同程度地長期存在。1993年鄧小平曾特別強調：“沒有‘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鄧小平年譜》下第1363頁)至今積累下來的問題恐怕已不是小問題�，F在最大的問題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嚴重削弱，和隨之必然而來的上層建筑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和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全面挑戰(zhàn)，妄圖在近期或不遠的將來就一舉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或徹底改變黨和國家政權的性質。我國已經走到一個決定我國未來幾十年、甚至更長遠的前途命運的新的歷史起點，既是寶貴機遇，也是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十分嚴峻的重大歷史關頭。

　　在這個重要機遇和巨大風險并存的歷史關頭，我們黨沒有別的選擇，而是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聯系國際大勢，對當前我國的階級狀況和階級關系做出符合新的實際的科學估計與分析，努力掌握并遵循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的規(guī)律。我們的思想認識只有達到如此的理論和政治高度，才能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旗幟鮮明、態(tài)度堅決、一以貫之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全心全意依*工人階級，在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和包括“新階層”的中左翼力量在內的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正確區(qū)分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正確處理確屬階級斗爭和帶有階級斗爭性質的問題，重在教育絕大多數，堅決孤立、打擊人數極少的違憲犯罪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國內外敵對勢力及其代理人黨內資產階級自由化頑固分子，并堅決防止新的資產階級的形成。只有這樣做，才能有效維護政治穩(wěn)定與社會和諧，全面堅持貫徹落實黨的基本路線和科學發(fā)展觀，保護現有公有制經濟，擴大和鞏固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鞏固加強社會主義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與豎立其上的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為促進政治穩(wěn)定與社會和諧創(chuàng)造多方面的社會現實基礎和客觀條件。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加強立國之本，從而根本上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災難之路，堅定地堅持社會主義的必由光明之路，繼續(xù)推進振興中華的偉大歷史進程，牢牢確定不可逆轉的社會主義方向，并為我國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未來發(fā)展奠定不可動搖的堅實基礎。

　　這樣做不是要搞“階級斗爭”為綱，而是要從實際出發(fā)，對黨內外資產階級自由化頑固派和國內外敵對勢力進行必要的、講究策略和政策的斗爭，捍衛(wèi)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否則，如果我們誤入“階級斗爭熄滅論”的陷阱，在確屬階級斗爭和帶有階級斗爭性質的矛盾和斗爭面前，像鄧小平所批評的那樣，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夠一貫、旗幟不鮮明，態(tài)度不堅決，軟弱渙散，過分容忍，特別是容忍黨內某些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并使一個新的資產階級坐大，那么，重蹈蘇共“全民黨、全民國家”和“民主社會主義”的覆轍，導致資本主義制度在我國復辟，這絕對不是不可能的。

　　八、在反對錯誤傾向的問題上，必須正確認識和把握從具體情況出發(fā)決定方針，在反對一種主要錯誤傾向的時候，注意防止另一種錯誤傾向。

　　毛澤東、鄧小平一貫主張反對錯誤傾向的斗爭必須根據具體情況，“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鄧小平文選》第二卷 第279頁)在反對一種主要錯誤傾向的同時，要注意防止被掩蓋著的另一種錯誤傾向。毛澤東在提到反對錯誤傾向的歷史經驗時還指出：“我們黨的歷史情況表明，在我們黨同國民黨結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時期，黨內容易發(fā)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們黨和國民黨分裂時期，黨內容易發(fā)生‘左’的偏向。”(《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1297頁)他們闡明的上述基本原則和重要觀點，對于今天我們黨關于反對錯誤傾向斗爭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作用。

　　1.長期以來存在右的錯誤傾向——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在1987年指出：“有些人對改革的某方面、某些方法不贊成，但不是完全不贊成。中國不存在完全反對改革的一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第209頁)這是符合實際的基本估計，本來就沒有像自由化勢力所誣蔑的有那么多人“反對改革”，改革開放又以偉大成就證明了它的必要性，現在雖然還有“左”的殘余，但真正從“左”的方面反對改革的人恐怕已經更少了，比起多年來氣焰囂張的來自右的方面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也有限，當然還是要防的。

　　但是，由于長期單方面地宣傳主要是防止“左”和反“左”，不少干部不敢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或者忽視被掩蓋著的右的傾向，產生了右的片面性和傾向;同國內某些階層和國外境外資產階級的廣泛接觸，也助長了有些干部思想上的這種片面性和傾向。更為嚴重的是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影響下，不少干部包括一些高中級干部對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fā)展領域存在的嚴重資產階級自由化認不清，有的甚至認為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為了以此掩護走資本主義私有化的道路。因此，他們只講現代化，不講社會主義;只講改革開放和強調發(fā)展是硬道理，不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只講市場化，不講它同社會主義公有制相結合和國家的宏觀調控;只講內外資私營經濟的比重越大越好，不講公有制為主體;只講引進外資越多越好，不講自力更生為主;只講利潤最大化的效率優(yōu)先，不講個人收入分配公平;只講國家財政轉移支付，鼓吹它是實現社會公平的主要手段，不講生產資料所有制所決定的初次分配公平是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而發(fā)生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則在于黨內較長時期以來缺少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學習的認真組織，導致狹隘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滋長，對錯誤思潮的抵抗力明顯降低。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有些高中級領導干部長期不學馬克思主義，以至公開的講話在概念的使用上明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和黨的基本路線，在廣大群眾中引起困惑。正像毛澤東同志一針見血地所指出的，這些人容易成為“左”右傾機會主義的俘虜。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他們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俘虜，不同程度地淡化、甚至喪失了對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信念，再加上熱衷于為升官保官而搞“政績”競賽，于是就狂熱地出賣公有制有企業(yè)，并在實際上把發(fā)展內外資私營企業(yè)，作為唯一的經濟增長點。他們嚴重偏離四項基本原則和基本經濟制度，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歪曲為單純追求“GDP”，把“堅持改革開放”曲解為在經濟上搞私有化，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全面“西化”，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視作“極左”和“僵化”，而把“經驗主義、實用主義加資產階級自由化影響”的滿口胡說當作“思想解放”、“與時俱進”。他們既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受害者;又助紂為虐，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fā)展各領域狂熱地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荒唐“理論”和主張付諸實踐。

　　2.充分認識右的傾向造成的嚴重后果。在當前的重大歷史關頭，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干部、特別是高中級領導干部在思想認識上必須明確，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fā)展領域是否長期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即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這是必須旗幟鮮明地解決的一個重要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根據改革開放30年來的實踐，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基本原則基本方法，我們只能得出如下的肯定結論：物質生產力本身雖然不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階級斗爭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說資產階級自由化來自經濟領域當然不妥當;但是，物質生產力歸誰所有、由誰支配、為誰服務，確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的私有化，同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之分。生產資料私有制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產生的根源，一切形式的階級斗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經濟利益而進行的。如果說在我國涉及每個人和各階級階層的切身利益的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過程中，不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斗爭，不存在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這才是咄咄怪事。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和國內外敵對勢力，正是利用有些人籠統(tǒng)地認為經濟領域不存在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這個明顯的理論失誤，在我國竭力推行以私有化、自由化為核心的極右的新自由主義，有些領導干部由于解除了思想武裝而被自由化思潮所裹挾，為私有化狂潮推波助瀾，客觀上嚴重干擾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fā)展，不僅嚴重削弱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造成了明顯的兩極分化趨勢，而且還造成了政治和思想文化領域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和勢力的空前深廣的嚴重滲透。這也許是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罕見的最慘痛的右的悲劇之一。

　　3.我們必須記取慘痛教訓，認真抓好思想政治教育。應當盡快使我們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干部充分認清，在現階段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fā)展各領域，始終存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同“四個堅持”這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必須理直氣壯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全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揭示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本規(guī)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適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規(guī)律。因為，基本經濟制度所確定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生產關系，既能保證我國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性質;又能保證作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起主導作用的國有經濟，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基本路線、基本經濟制度，是發(fā)展為了人民、發(fā)展依*人民、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因而也是以人為本這個科學發(fā)展觀的核心內容的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因此，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干部，必須全面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切實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旗幟鮮明、態(tài)度堅決地反對自由化，自覺地鞏固發(fā)展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以從經濟基礎上鞏固完善發(fā)展社會主義的法律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上層建筑，確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四個現代化更好更快地實現，確保社會主義的社會和諧，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初級階段向高一級的階段順利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

　　本文是筆者近期思考研究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fā)展中若干重大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的心得，雖然提出了一些初步看法，限于篇幅，對有的部分只作了簡要論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寫本文的出發(fā)點是重在提出問題，拋磚引玉，熱切地期望引起黨內外、特別是黨內廣泛深入的討論，并希望創(chuàng)造歷史的決定性力量千百萬勞動群眾以各種方式積極參與，明辨關系我們黨、國家和13億人民的前途命運的大是大非，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引下，使宏偉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航船搏擊千萬里風浪，勇往直前，不斷駛向更加輝煌的新境界。

　　(2008年5月5日初稿 6月12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