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惡鄰”與“善鄰”

　　鄰居是每個人生存環(huán)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自古以來就講究“居必擇地，行必依賢”�！蹲髠�·昭公三年》中有一名言:“非宅是卜，惟鄰是卜。”“卜”在此處，是選擇之意，說的是不必選擇好的住處，而要選擇好的鄰居。所以又有“千金買鄰，八百置舍”的古訓，強調擇鄰重于買宅。但在實際生活當中，人往往沒有擇鄰的主動權，有時會遇上善鄰，有時又會遇上惡鄰，從而引發(fā)出各不相同的人生故事。魯迅的經歷就是如此。

　　作為一位“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作家，魯迅有潛心工作--特別是夜間寫作的習慣，他最為反感的是來自鄰居的喧鬧。不巧的是，他碰上的這類鄰居偏偏不少。比如1906年魯迅留日期間，曾一度住在東京本鄉(xiāng)區(qū)湯島二丁目的伏見館。這是一家日本人開設的公寓，同寓有不少中國房客，素質不高，常白癡似地大聲談笑，迫使魯迅移居別處。魯迅1912年5月初來北京時，居住在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內的藤花館。這里的居住環(huán)境十分惡劣:床板縫里臭蟲成群，鄰居經常半夜喧嘩，有時甚至聚眾賭博。魯迅當年9月18日日記寫道:“夜鄰室有閩客大嘩。”20日日記寫道:“鄰室又來閩客，至夜半猶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1914年1月31日日記又寫道:“夜鄰室王某處忽來一人，高談大呼，至雞鳴不止，為之輾轉不得眠，眠亦屢醒……人類差等之異，蓋亦甚矣。”他對喧鬧擾鄰的切齒痛恨之情真是溢于言表，力透紙背。

　　1926年9月，魯迅只身去廈門大學任教，先暫住在國學院三樓，同樓還住了一些未帶家眷的教員。他們不但淺薄，言語無味，而且“夜間還唱留聲機，什么梅蘭芳之類”(1926年9月20日致許廣平)，更引起魯迅對他們的反感。1927年1月，魯迅任教于廣州中山大學，先被校方“優(yōu)待”住在“大鐘樓”--該校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據說非主任級別的人不能入住。但夜間與幾十只大而聰明的老鼠為鄰，清晨又被工友所唱的聽不懂的歌聲吵醒，魯迅覺得這種“優(yōu)待室”其實并非宜居處所，因為它根本不能讓人安睡。同年3月29日移居廣州白云路白云樓26號二樓，這里雖然遠望青山，前臨小港，較為清幽，但魯迅另有一個突出感受，就是鄰里之間精神不能相通�！抖�已集·小雜感》中有一段凝練而深刻的描寫:“樓下一個男人病得要死，那隔壁的一家唱著留聲機:對面是弄孩子。樓上有兩人狂笑；還有打牌聲。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著她死去的母親。人類的悲觀并不相通，我只覺得他們吵鬧。”

　　1927年10月，魯迅跟許廣平到上海定居，先住在景云里。這里既有茅盾、葉圣陶這樣的芳鄰--尤其是茅盾，他家后門緊對魯迅家的前門；也有惡鄰，真可謂魚龍混雜。許廣平回憶說:“隔鄰大興坊，北面直通寶山路，竟夜行人，有唱京戲的，有吵架的，聲喧嘈鬧，頗以為苦。加之隔鄰住戶，平時搓麻將的聲音，每每于興發(fā)時，把牌重重敲在紅木桌面上。靜夜深思，被這意外的驚堂木似的敲擊聲和高聲狂笑所紛擾，輒使魯迅擲筆長嘆，無可奈何。尤其可厭是在夏天，這些高鄰要乘涼，而牌興又大發(fā)，于是徑直把桌子搬到石庫門內，迫使魯迅竟夜聽他們的拍拍之聲，真是苦不堪言的了。”(《景云深處是吾家》，1962年11月21日《文匯報》)尤其可怕的是，此處還有綁匪出沒。有一次，綁匪將一“肉票”關在弄堂內，警察前來營救，雙方發(fā)生槍戰(zhàn)，有一顆子彈竟然打穿了魯迅寓所的一扇玻璃窗，演出了驚心動魄的一幕。

　　1933年4月11日至魯迅去世，他一直住在上海山陰路(原名施高塔路)大陸新村9號。魯迅臨終之前，確曾急于遷往法租界。前些時候流傳一種說法，似乎魯迅想搬遷是為了逃避日本人的謀害。這種推測顯然證據不足。1936年10月6日，魯迅在致曹靖華的信中談到他在上海擇居的三個條件:“一要租界(按:為了安全)，二要廉價，三要清靜。”但他也知道，“如此天堂，恐怕不容易找到”。他當時因疾病纏身，行走不便，故托三弟周建人代為租房。歸納起來，想搬家有三個原因。一，他在大陸新村住了三年半，“實在是住厭了”。二，大陸新村位于上海日本人聚集的北四川路底，鄰居有不少日本人。有一天不知怎的，他的兒子海嬰跟間壁一個年紀較大的日本小孩發(fā)生沖突，那小孩便手持日本國旗雄赳赳罵上門來，久久不肯罷休。魯迅最后只好叫鐵匠來，把前門的一扇鐵柵門用鐵皮完全釘起來，外面看不見里面，才總算平息了這場糾紛。三，從1936年5月間起，前面的鄰居經常排放煤煙，而患有肺病的魯迅需要呼吸新鮮空氣，聞到煤煙“真氣煞他了”。魯迅常說:“頂討厭的是說謊的人和煤煙，頂喜歡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須藤五百三:《醫(y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作家》月刊1936年2卷2期)

　　以上三個想搬家的原因，后兩個都跟鄰居有關。這跟魯迅的自述完全可以印證。魯迅1936年10月12日致宋琳信中說:“滬寓左近，日前大有搬家，謠傳將有戰(zhàn)事，而中國無兵在此，與誰戰(zhàn)乎，故現已安靜，舍間未動，均平安。惟常有小糾葛，亦殊討厭，頗擬搬往法租界，擇僻靜處養(yǎng)病，而屋尚未覓定。”“小糾葛”顯然是指鄰里之間的矛盾。同年10月17日致曹靖華信中又說:“我本想搬一空氣較好之地，冀于病體有益，而近來離閘北稍遠之處，房價皆大漲，倒反而只好停止了。”“想搬一空氣較好之地”，顯然是指大陸新村有空氣污染。魯迅臨終前夕的這些親筆書信，可以排除種種訛傳臆測。

　　與惡鄰相處雖然是一件痛苦而無奈的事情，但對于作家而言，惡鄰的惡言惡狀也是一種很好的寫作素材。1934年12月21日，魯迅寫了一篇著名雜文《阿金》。阿金是替外國人幫傭的女仆。她的主人家的后門正對著魯迅家的前門，所以也可謂是鄰居。這位上海娘姨雖然貌不出眾，才不驚人，卻會講一連串的洋話，軋一連串的姘頭，罵人吵架更是她的特長，不到一個月就把魯迅家附近的“四分之一里”攪得天翻地覆，致使魯迅“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時竟會下意識地在稿紙上寫出一個莫名其妙的“金”字。魯迅甚至想到像這種女人如果“是一個女王，或者是皇后，或者是皇太后，那么，其影響也就可以推見了:是夠鬧出大大的亂子來”。后來，讀者從阿金聯想到“十年動亂”期間的江青，絕不是偶然的。

　　當然，魯迅一生中也有幸接觸到善鄰，對他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產生了積極影響，并留下了許多佳話。比如，魯迅的啟蒙老師壽鏡吾先生也可以視為他的鄰居。因為壽家的三味書屋跟魯迅所住的新臺門望衡對宇，止隔一河；周家在河北，壽家在河南。如果沒有這種地址位置上的方便，少年魯迅就很可能到其他地方去接受啟蒙教育，跟這位“極方正、質樸、博學”的塾師就會擦肩而過。

　　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之后，魯迅被逐出八道灣，遷居磚塔胡同61號。鄰居是俞英崖先生的三個女兒:俞芬，當時24歲；俞芳，12歲；俞藻，10歲。在這里近十個月的居住情況，俞芳撰寫了一本生動有趣的回憶錄:《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1981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為展現魯迅的血肉之軀提供了真實而豐富的史料。囿于篇幅，本文不擬復述此書的內容。

　　瞿秋白在上海養(yǎng)病并從事革命文化活動期間，也曾是魯迅的近鄰。據許廣平回憶，1933年3月，魯迅通過內山完造的夫人在北四川路底的東照里替瞿秋白夫婦租了一處房子，跟他當時居住的北川公寓相隔不遠，日常生活之需均由許廣平代勞。同年4月11日，魯迅遷居大陸新村之后，兩家過往更其頻繁。就是在此期間，魯迅跟瞿秋白合寫了十篇文章:先由秋白講述腹稿，而后兩人討論，秋白執(zhí)筆成文之后，再由魯迅審讀。魯迅有午休的習慣，而秋白犧牲午休寫文章。待魯迅午休之后開門出來，秋白往往笑吟吟地拿著文稿迎上去，兩人再切磋定稿。有一天，兩人竟合寫了四篇文章。

　　魯迅的善鄰中，不僅有中國人，而且有日本人，其中就包括長尾景和跟原勝這兩位。他們都撰寫了回憶錄，留下了跟魯迅交往的重要史料。1931年1月20日至2月28日，魯迅因柔石等左翼作家被捕，避居于上海黃陸路30號花園莊旅店。在副樓樓底下一間原來工友居住的小屋度過了緊張的39天。正是在這家由日本基督教會長老與田豐蕃經營的旅店，他結識了同住在此的長尾景和(當時在日本關西大學就讀，主要研究中日貿易)。因為魯迅一家的住房特別狹窄，他經常在房門口樓梯旁的椅子上跟長尾景和圍爐聊天:談醫(yī)學，談美術，談日本文化，談中國政治。長尾景和回憶道:“先生談起了克扣囚糧的中國監(jiān)獄，談起受金錢左右的審判。對當時中國政治的腐敗，先生非常憤慨。當時他肯定地說，中國一定要走向共產主義，通過社會主義來拯救中國，此外沒有別的道路可走。”

　　原勝，原名淺野要，上世紀30年代任日本改造社中國特派員，當時住在大陸新村，跟住在9號的魯迅僅一壁之隔，堪稱近鄰。魯迅1936年1月9日、4月7日、10月12日的日記中都有關于他的記載。1月9日日記是:“下午淺野君來，為之寫字一幅。”魯迅所書是唐代杜牧的七絕《江南春》:“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另兩則日記記載的是原勝寄書和前來探望的情況。需要說明的是，魯迅日記的記載并不完整，原勝撰寫的《緊鄰魯迅先生》一文中，就收錄了他跟魯迅的6次談話記錄。這些談話涉獵的范圍相當廣泛，有些內容有利于澄清當前一些存在爭議的問題。比如，有人說國民黨當局有暗殺魯迅的圖謀，而魯迅對原勝說:“我在和國民黨周旋，但結果還是我勝利了。為什么這么說呢？國民黨現在要對我施加壓力，所以謠傳我被車撞死了�？墒且话愕娜硕颊J為我是被國民黨殺害的，這是有損于國民黨的聲譽的，因為國民黨盡管要對我施加壓力，但是還不打算殺掉我。”國民黨當局并不打算殺掉他，這就是魯迅本人所作的判斷。

　　有人又說，魯迅臨終前“斷然拒絕”去日本療養(yǎng)，似乎是因為日本當局也有謀害他的企圖。魯迅對原勝的解釋是:如果到了日本，應該去訪問什么人，是件麻煩的事。有的人他不想去拜訪，而另一些人又不能去訪問，如此的旅行沒有趣味也沒有意義。于是，剛剛萌發(fā)的旅日之情又被理智壓抑住了。魯迅告訴原勝，他最想拜訪的日本作家是秋田雨雀，因為他們之間有很多共同語言，而秋田先生因為對蘇聯友好，當時正受到日本警視廳的監(jiān)視。

　　關于中國環(huán)境問題的嚴峻性，魯迅早就給予了充分的關注。魯迅對原勝說:“在遙遠的將來，中國如果還是現在這個樣子，那么戈壁的沙漠肯定會南移，中國的全土將會被沙石埋沒。”70多年的事實證明，中國領土荒漠化的趨勢至今沒有完全得到遏制。魯迅關于人類跟自然和諧發(fā)展的思想，具有不容低估的現實意義。

　　本文客觀介紹魯迅跟惡鄰、善鄰發(fā)生的種種關系，是為了展示魯迅生平的一個側面。古語云:“居不必無惡鄰，會不必無惡友，惟善自持者而得之。”看來，在不能完全掌握擇鄰主動權的情況下，“善自持”是一個重要的人生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