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心所欲不逾矩

　　人稱七十為古稀之年，如果讓我給吾師蒙培元先生的七十歲一個定位或祝福的話，更愿借用孔子自況之語，“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非敢謂我?guī)熞言焓ト酥�境，但取圣人言語中居于老境的一份爽朗、通透。馮友蘭先生晚年所屢屢自道的“海闊天空我自飛”，庶幾近之。

　　兩三年才帶一個博士生

　　師道之尊嚴體現(xiàn)于何處?就我從蒙先生那里所見到的而言，卻體現(xiàn)在一份寬容之中。

　　蒙先生的寬容，遠在我研究生面試的時候就有所領會了。面試的地點在社科院哲學所，面試的內容有一些閑聊的成分，也有一些比較棘手的問題，具體內容多已不能記起，最后一個問題是關于《論語》中子貢的一句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耳聞也”，究竟作何理解。這句話從字面上講并無任何費解之處，至于其中有待詮釋的內容，我當時并無思考，也沒有思考此問題的能力，既為考試，不免要硬著頭皮說下去，回答可想而知，難得要領。蒙先生聞言之后，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日后讀書多了，思考多了，慢慢地就會對這個問題有所體會。當時聽了不免心下忐忑，日后卻知道老師當時不過是以實言相告，并無責備之意。

　　蒙先生之寬容還體現(xiàn)在授課上，從碩士到博士，讀書六年，蒙先生只給我們講過一門課——嚴格地講，或許是半門課更為確切。究其原因，并非如今日高校之博士成群，導師根本無暇顧及。蒙先生直至退休，僅帶過兩個碩士生，四個博士生，碩士生帶過一屆，博士生每兩三年帶一個。在蒙先生看來，讀書是一個悠游涵泳的過程，故不急于灌輸什么。博士培養(yǎng)計劃的重頭是一大串書目，由學生自行安排讀書進度。其間雖然也開設一些專業(yè)課，但課程的主旨還是讀書。書讀了多少，讀到什么程度，也由學生自行掌握。當然，老師并非一無所知，這就涉及到我們進行專業(yè)學習的最主要方式——聊天，或探討問題。

　　于是，定期、不定期地和蒙先生聊天、探討問題就成為我讀研期間直至今日進行專業(yè)學習的主要方式，同時，也成為一種習慣與樂趣。讀一本書，觸動了思想的某處靈感，對某一問題有了新的思考，對有些問題不得其解，乃至于什么也讀不下去，思想一片懵懂，都會在和老師的聊天中找到某種啟迪、激發(fā)。如果在談話過程中你不能作一個思想躍動的聽者，那么，蒙先生或許不是一個足夠好的言說者。不過，蒙先生卻首先是一個足夠好的傾聽者，不管我們思考的問題多么零亂、不成熟，表述出來的語言如何難以達意，蒙先生總是能夠敏銳地捕捉到你所言說、所思考的問題的要害�；蚪遄穯柺鼓愕膯栴}清晰化，或引導你在已有的思路上將問題進一步深化，或者讓你給出所思考問題的更多可能性，所謂循循善誘，正是一種本真意義上的思想游戲。蒙先生有時也會說出自己或他人對相關問題的思考，當然，這并非一個標準答案式的解答，更像是禪師所施設的種種方便，有待于你進一步考量，體悟。

　　蒙先生也是一個很好的讀者。專業(yè)課的結課論文，平時寫的什么文字，蒙先生總是要看的，文中的別字乃至誤用的標點，總是代為更正。文章的好與壞，我們是不會從蒙先生那里得出直接結論的，蒙先生所關心的還是文章中提出的問題、思考問題的方式——不是通過評語加以點評，而是在面談中對相關問題進一步加以探討。時日久了，蒙先生評判文章好壞的標準還是能夠有所體會——提出的問題有沒有價值，有沒有深入地思考，有沒有足以觸發(fā)人的一點思想的靈光，標準即集中在“思想”上。

　　讀研究生期間按規(guī)定是要發(fā)表文章的，涉學術乃至學術界未深的學生往往只能通過老師的推薦發(fā)表文章。蒙先生會從我們平日所作的論文中選擇推薦，選擇的標準有時會讓我們略感吃驚——不在于論文之成熟與否，而在于有沒有一點自己真正的思想體會。故而有些很不成形的文章會入選，而那些四平八穩(wěn)貌似“學術論文”的卻往往無緣。我們知道,空洞無物的官樣文章是不可以作的。

　　蒙先生的教育心得是有所授受的，他經(jīng)常和我們提及馮友蘭先生的一個比喻，教學生就像教游泳，置于水中任其撲騰，如不會溺死，也就自然學會游泳了。聽起來有幾分殘酷，但實情也確實如此。不過，寬容也好，放任也好，蒙先生對學生總是有很強的責任心的。

　　讀碩士還是打基礎的時候，社科院的研究生課程由導師自行設計，授課老師也由導師通過私人關系自行邀請，研究所會提供一點具有象征性意味的講課費。蒙先生當時學生只有兩人，請老師授課不易，但每一門課程都會盡力邀請到此方面的研究專家。其中一門現(xiàn)代西方哲學史課程是邀請王炳南先生會同哲學所現(xiàn)代西方哲學研究室的老師們一同講授的，學生只有兩個，老師卻有六七人。其他的課程則多在授課老師家中進行，不但要負責講課，還要解決學生的吃飯問題。授課內容消化在頭腦中，且谷方、王葆玄與高正諸位老師家中飯菜的口味尚能憶起。道家哲學和宋明理學則是在北大旁聽陳鼓應與陳來老師的研究生課程，宋明理學是專業(yè)課———研究生時的研究方向即是宋明理學，本應由蒙先生主講，既在北大聽過陳來老師的課程，在蒙先生那里就以聊天代替講授了，這也是我前面所說半門課程的來歷。

　　在哲人與現(xiàn)代知識分子之間

　　蒙先生是一個哲人，也是一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哲人作為思想與文化的守護者，總要保守著什么。作為一個現(xiàn)代知識分子，對現(xiàn)實的種種關切總會和抽象之思想糾結于一處，形成種種焦慮。曾有人問蒙先生，你講傳統(tǒng)是不是只講好的東西，蒙先生笑而不答。也有人問蒙先生，您講的儒家的東西很好，但是不是要有一個現(xiàn)代轉化的問題?蒙先生答云，如果你覺得好，接受就可以了嘛，有什么現(xiàn)代轉化問題么?也許在一個哲人眼中，保守與現(xiàn)代之間本身就不存在什么不可逾越的鴻溝。故而對待中國的傳統(tǒng)，蒙先生在慎思之中能保有一份輕松，對于現(xiàn)代西方，也始終有一種開放的心態(tài)。思想上如此，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

　　蒙先生是西北人，喜好秦腔，于是聽秦腔就成為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娛樂，平日里也收集到不少秦腔名角的音像制品，然最苦惱的還是名角、經(jīng)典于今日難得一見。某地方電視臺有一秦腔專欄，蒙先生曾經(jīng)是每周必看的，但后來對于節(jié)目之不斷“創(chuàng)新”乃至屢屢夾雜的一些所謂“現(xiàn)代”元素不堪忍受，曾去信質疑。欄目編輯尚屬負責，特回復一信，加以教育，謂藝術乃為大眾、為現(xiàn)代社會服務云爾，令人哭笑不得。每談及此，蒙先生不禁羨慕于京劇，以其各大師、流派乃至經(jīng)典，今日傳人猶在，傳衍不絕。今人動輒創(chuàng)新，率爾轉化，豈知不曾浸淫于經(jīng)典，回到“原點”，創(chuàng)新轉化，談何容易。近來郭德綱的相聲頗為風靡，回復相聲傳統(tǒng)，從老段子說起，應該是一個主要原因，至于進一步的創(chuàng)新、轉化，則視其人的才氣與造化了。

　　蒙先生喜歡體育運動，年輕時打羽毛球。讀博士期間，我曾有幸一睹花甲之年的老師與年輕人于場上搏殺的情景。上年紀以后，蒙先生由運動改為觀看，所喜歡的體育節(jié)目除羽毛球外，有網(wǎng)球，有NBA，堪稱時髦。不過，蒙先生所津津樂道的NBA還是喬丹時代的NBA，喬丹以后只是于季后賽時偶爾一看。姚明登陸NBA之后，比賽則看得更少了，非不喜姚明，只是不喜歡打開電視，全是姚明，似乎NBA只是姚明的NBA了。也有一段時間偶爾會談及CBA，以為CBA學NBA經(jīng)營上百年的傳統(tǒng)還有幾分樣子，后來就甚少提及了。當然，絕口不提的還是中國足球。

　　足球、籃球起源于西方，風靡于西方，只能老老實實地去學，規(guī)規(guī)矩矩地拿來。思想中的很多東西，也是如此，只是拿來的難度要高。當然，也有的如邯鄲學步的隱喻，自家的丟了，別人的又學不來，最后只好爬著走了。蒙先生近年以來所關注的情感與理性問題、生態(tài)問題，就是如此。以生態(tài)問題而言，蒙先生以為，西方傳統(tǒng)是典型的人類中心主義，中國傳統(tǒng)則是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但人類中心主義在現(xiàn)代生活中也有其關注生態(tài)問題的途徑，雖然不是根本之道，但在今日，西方的生態(tài)問題解決得的確比我們好。此間，他們的傳統(tǒng)處于不斷地自我調適、自我解決過程中。而我們呢，不及學他人步法，先已將自己如何走路忘卻了。

　　言及此，想起十幾年來蒙先生的幾次搬家。起初住在北大的蔚秀園，一家人擁擠于斗室之中，然環(huán)境尚佳，園內以及北大，可隨意漫步。后住房改善，遷居至望京，因難堪其喧鬧，于近年遷至京城北郊。所居與環(huán)境俱佳，只是僻處一隅，弟子們亦少聊天、請益的機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