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挺退出共產(chǎn)黨　流亡海外十年之迷

　　受到不公正批評

　　廣州起義失敗后，1928年初，在李立三的實際主持下，廣東省委在香港召開會議，專門總結和檢查關于廣州起義的問題。廣州起義的一些領導人也參加了會議。李立三沒有參加過廣州起義，對起義的情況也沒有作認真的了解與研究，就把這次起義說得一無是處。他不符合事實地批評這次起義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省領導及起義領導人犯了軍事投機和盲動主義的錯誤，在關鍵時刻動搖，對起義指揮不力，等等。會上，不少人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見，但是李立三固執(zhí)地堅持自己的看法，同時還采取了懲罰措施，對起義領導人都給予了各種處分，“任紅軍總司令職務”的葉挺因“表示消極，應予以留黨察看6個月的處分”。

　　葉挺

　　會后，李立三把處分決定上報給中共中央。但是，中央對李立三的做法給予了批評，認為他這種懲罰主義的做法是不慎重的，要求廣東省委重新作出結論。廣東省委后來重新作出決議，撤銷了原來的處分決定。

　　此時，由于共產(chǎn)黨在香港的一些機關接連遭到破壞，香港當局應國民黨政府的要求，在香港加緊搜捕共產(chǎn)黨人。因起義失敗而撤退到香港的葉挺更是成為他們抓捕的重點對象。經(jīng)組織同意，1928年初，葉挺離開香港，到了馬來西亞吉隆坡山區(qū)親友處躲避一下風頭。

　　到達馬來西亞后的一天，當?shù)匾幻�流氓突然闖進葉挺的住處，向他勒索錢款，并聲稱如不答應的話，就要向當局告密。葉挺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鎮(zhèn)靜地回答說： “你要錢沒有問題。請坐一會，我進去取款給你。”那流氓信以為真，在外面坐著等候。葉挺走到屋后，扒開籬笆，機智地跑上了山。

　　4、5月間，中國共產(chǎn)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已經(jīng)開始。葉挺接到黨中央和關心他的一些同志的通知，要他到蘇聯(lián)去休養(yǎng)治病，同時討論廣州起義的問題。葉挺感到了新的希望，在他從南洋回香港之后不久，便搭乘遠洋輪船，取道日本準備轉(zhuǎn)赴蘇聯(lián)。

　　日本人情報靈通。葉挺剛到東京，當?shù)匦侣劽浇楸銓⑺�的行蹤作為熱門消息，爭相刊登出來。事情傳到香港，又成了港澳報紙的頭版要聞。

　　在香港的廣東省委和住在澳門的葉夫人李秀文看到這些消息，又得知葉挺落腳的東京基督教青年會里，同時住著薛岳的弟弟等“右”字號的人物，于是都為葉挺的人身安全擔心起來。李秀文想出一句“祖父病重宜速去”的暗語，用電報拍給葉挺，要他離開日本;廣東省委軍委書記聶榮臻也找到葉挺岳父李少村先生，讓他迅速趕往日本，通知葉挺立即轉(zhuǎn)移。

　　接到通知的葉挺迅速離開日本，到了蘇聯(lián)的海參崴。他找到了當時正在海參崴工作的肖三，就國內(nèi)的革命情況及當前形勢等問題交換了意見。葉挺還詳細地向他介紹了廣州起義的經(jīng)過和經(jīng)驗教訓等。肖三十分敬重葉挺，內(nèi)心感到他“英姿勃勃”，“剛毅、寡言，一派儒雅和俊杰氣概”，是這次廣州起義“自始至終的積極參加者和忠勇戰(zhàn)士”。

　　王明無理攻擊

　　6月間，葉挺接到黨組織的通知，要他趕到蘇聯(lián)莫斯科去。在莫斯科，他結合自己在廣州起義的親身經(jīng)歷與體會，給黨組織寫了一份關于廣州起義經(jīng)驗教訓的報告，認為當時革命正處于低潮的時候，在廣州這樣的大城市舉行武裝起義是很難取得徹底勝利的。對在起義舉行后，由于敵眾我寡，起義部隊不能死守廣州，而應及時撤離，轉(zhuǎn)移到海陸豐與彭湃領導的農(nóng)民運動相結合這一問題，葉挺在報告中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

　　這時，中國共產(chǎn)黨的“六大”正在莫斯科召開。大會成立了以蘇兆征為召集人的“廣州暴動委員會”，對廣州起義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討論。在大會上，葉挺的報告受到了米夫、王明(陳紹禹)集團的嚴厲批評與無情打擊。王明等人并沒有認真研究過葉挺所寫的報告，更沒有認真聽取葉挺的申明，僅憑個人主觀臆測，就無理斥罵和攻擊葉挺，毫無根據(jù)地斥責他“政治動搖”。在王明一伙的影響下，共產(chǎn)國際也沒有人理睬葉挺。

　　當時，莫斯科東方大學打算邀請葉挺前往作關于廣州起義問題的報告。共產(chǎn)國際知道后馬上進行干預，不讓葉挺去作報告。廣州起義時，王明根本不在場，但他卻把自己裝扮成廣州起義問題“權威”的樣子，主觀武斷地編造了一篇洋洋數(shù)萬言的《廣東暴動紀實》，毫無根據(jù)地攻擊葉挺“于暴動前六小時始由香港到廣州”，責罵葉挺“對于軍事計劃不甚熟悉，遂致表示出消極怠工”，等等。這篇文章特別對葉挺在起義中提出的及時將起義部隊轉(zhuǎn)移到農(nóng)村去的正確主張進行了荒唐的批判。

　　對于這些不符合事實的無理指責，葉挺感到極其的苦悶和彷徨，國內(nèi)暫時是不能回去了，南京政府還在通緝他這個 “反叛要犯”。不要說是內(nèi)地，即便是澳門、香港那些地方也無法安身，況且回到那里也無事可做。大革命失敗之后，不少有志之士前往歐洲考察，其中有共產(chǎn)黨員，也有國民黨左派人士，葉挺決定步他們的后塵。下了這個決心以后，他便獨自離開莫斯科，離開黨組織，開始了艱苦漫長的漂泊生活。他的第一站選擇了自己年少時就夢想要去的地方——— 德國。從此，葉挺在海外度過了十載的流亡生活。

　　關于這次出走，葉挺在抗戰(zhàn)時期曾多次表示這是他“一生的遺憾”。1946年他重新加入共產(chǎn)黨時也說過：“那時黨內(nèi)清算中國革命失敗的問題，我覺得有些脫離事實。同時因失敗情緒的影響，與國民黨、共產(chǎn)黨都脫離了關系。”

　　后來，葉挺曾一再抱著自我批判的態(tài)度向別人談起脫黨這件事情的教訓：“這就是小資產(chǎn)階級的動搖性，可恥!”“干革命不容易的。革命路上，隨時都會碰上艱難危險，會有挫折和失敗，但是，要干就要干到底.不能半途而廢!刀放在脖頸子上，也要把革命繼續(xù)干下去!”

　　但是，實踐證明，當時對于葉挺的無情指責與打擊，是完全錯誤的。周恩來后來曾就此強調(diào)指出：“這件事我們應該給葉挺伸冤。”

　　流亡中得到宋慶齡幫助

　　葉挺的流亡生活，前段時問主要是在德國和法國度過的。這其間，他的經(jīng)濟來源異常困難，生活十分清貧，不時要出外做些短工，幫老板打零工，秋天就去鄉(xiāng)下幫人在果園里采摘果子，這樣才能賺些錢來維持生活。

　　20世紀20年代初，葉挺曾經(jīng)擔任過護衛(wèi)孫中山和宋慶齡的工作，任警衛(wèi)團營長;陳炯明叛亂時，葉挺殊死奮戰(zhàn)，奮不顧身地掩護過宋慶齡脫險。宋慶齡對此一直銘記在心，葉挺開始流亡后，她十分關心葉挺的處境。當時宋慶齡在蘇聯(lián)，當她聽說葉挺的日子比較因難，曾主動寄錢接濟他。1929年5月，宋慶齡從蘇聯(lián)途經(jīng)柏林回國時，特意抽空與葉挺見面，對他的情況十分關心，這使葉挺十分感激。

　　剛到德國時的葉挺十分消沉，甚至打算從此再不涉足政治，放棄曾經(jīng)引為驕傲的軍事專長，轉(zhuǎn)而從事德文著作的翻譯和著述，以此為國家做些貢獻，同時作為謀生手段。

　　在這種思想支配下，葉挺在柏林加入了德國的一個提倡素食的流派，和一些失意者們一樣，吃起素來，大有超脫塵世、修身養(yǎng)性之意。

　　不久，在莫斯科參加了黨的“六大”，又參加共產(chǎn)國際的“六大”的周恩來取道歐洲回國，在柏林看到了葉挺，嚴肅而誠摯地與他交談，講了好多道理和形勢，最后批評他：“總不能放棄革命不干。”周恩來的這番話加上知識閱歷的積累，葉挺終于明白要打破舊的秩序建立新的國家，不論在中國在外國，都不會一蹴而就，而必須經(jīng)過多次失敗和犧牲，才能獲得成功。葉挺也明白了干革命不能只承認成功、不承認失敗這個道理。尤其在遭遇不公平對待的時候，既不能意氣用事，更不能消極沉淪，否則必將一事無成。

　　葉挺思想上的這種變化，給他的國外考察研究增添了新的動力，使他又重新關心起祖國的革命事業(yè)，并主動與當時正在德國的廖承志等人來往。國民黨知悉葉挺流亡德國，也曾利用各種關系利誘他回國為其服務。葉挺“不同意國民黨破壞統(tǒng)一戰(zhàn)線，也不同意它屠殺共產(chǎn)黨人和取締共產(chǎn)黨的政策”，對國民黨的利誘斷然拒絕。

　　葉挺在海外期間，在生活相當困難的情況下，還經(jīng)常到圖書館等處翻閱報刊資料。德國軍隊當時被稱為世界最強大的陸軍，所以葉挺特別加以考察，進一步學習新的軍事科學，掌握有關工兵等方面的知識，研究爆破技術，準備日后有機會時再返回祖國大顯身手。

　　回祖國投身抗戰(zhàn)

　　“九一八”事變不久，葉挺再也按捺不住對苦難祖國的思念之情，決定立即回國，參加抗日救國斗爭。

　　1932年秋天，葉挺偕夫人李秀文和一歲多的二兒子正明，離開德國，回到澳門。初到澳門后的日子依然相當清貧，要靠一些老朋友接濟，以及靠借債或典當才能過日，但這并沒有減少葉挺一家的生活樂趣。葉挺夫婦相處得很好，互相體貼、勉勵。

　　葉挺十分疼愛自己的孩子，平日對孩子們從不輕易發(fā)火，而是言傳身教，耐心教育他們，向他們講解做人的道理，啟發(fā)他們要勤奮讀書，不怕困難;要熱愛祖國，關心祖國的命運。他有時還注意讓孩子們獨立處理一些事情，鍛煉他們的辦事能力�？臻e時，他便帶領孩子們外出旅行游玩，一家人相處得很好，家里充滿了歡樂。

　　葉挺一直沒有放棄與黨的聯(lián)系。1933年春，葉挺寫信給當年南昌起義的戰(zhàn)友、正在上海做地下黨工作的陽翰笙，希望他從上海來澳門看看自己，自己有很多心里話想要與他傾訴。

　　共產(chǎn)黨十分重視葉挺的情況及要求，由于斗爭緊張，陽翰笙無法離開，便委派張云逸前往港澳，與葉挺取得了聯(lián)系。以后，黨組織又派了鄭德來往于澳門與香港之間，與葉挺保持聯(lián)絡。1935年至1936年間，宣俠父奉共產(chǎn)黨的命令，在香港從事黨的工作。葉挺有時亦從澳門專程到香港，主動找宣俠父等人反映自己的情況及想法。

　　1933年秋冬，蔡廷鍇、蔣光鼐和陳銘樞等聯(lián)合了國民黨中的李濟深、陳友仁等主張抗日的反蔣力量，在福州發(fā)動了“福建事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鍇、蔣光鼐等與葉挺過去在粵軍及第四軍中共過事，而且都是保定軍校的畢業(yè)生。他們敬仰葉挺，因此派人到澳門找到葉挺，邀請他前往福建共事，葉挺欣然應允。

　　1933年11月間，葉挺離開澳門前往福州，受到了蔡廷鍇、蔣光鼐等人的熱烈歡迎。在福州期間，葉挺住在蔣光鼐的家中，協(xié)助蔡、蔣等進行福建事變的籌劃工作。

　　但是由于蔡、蔣等人的局限再加上蔣介石的重兵圍攻，福建人民政府存在兩個月后，于1934年1月宣告失敗。葉挺也于此時離開福建，返回澳門。

　　葉挺返回澳門后不久，再次赴香港，加入了李濟深、陳銘樞等組織的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擔任同盟的軍委會委員。同盟以反蔣抗日(后改為促蔣抗日)為宗旨。

　　擔任新四軍軍長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國共兩黨再次合作。7月間，周恩來赴廬山與蔣介石談判，途經(jīng)上海。他和葉挺從1928年在柏林分手，已有10年沒見面了。借著這個機會，由潘漢年安排，他們見了一面。要談的話很多，但周恩來時間很緊，只簡短地告訴葉挺：當前他正和蔣介石談判紅軍部隊的改編問題，待這一任務解決之后，改編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的問題，將會提上議事日程，他希望葉挺能夠參加這支部隊的改編工作。為此，周恩來示意葉挺可在適當?shù)臅r候向陳誠、張發(fā)奎等表示一下自己愿意領導這支部隊，借以取得他們的支持。

　　“八一三”淞滬戰(zhàn)役爆發(fā)后，葉挺找到正在上海指揮作戰(zhàn)的第三戰(zhàn)區(qū)前敵總指揮陳誠，向他表明希望參加改編南方的紅軍游擊隊，并建議成立一支名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的正規(guī)部隊共同抗日。陳誠聽了表示同意，答應由他出面向蔣介石疏通。蔣介石迫于上海危急、南京朝不保夕的嚴峻形勢，采納陳誠的保薦，再一次被動地接受了我黨提出的將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合編為一個軍的改編方案。 9月28日，在沒有征得中國共產(chǎn)黨同意的情況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就發(fā)出通報，宣布“委員長核定”，“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葉挺提議改編后的部隊稱為新四軍，意在表示繼承北伐戰(zhàn)爭“老四軍”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國共兩黨的再次合作，這一點蔣介石也接受了。

　　蔣介石實際上是企圖在冠冕堂皇的“團結抗戰(zhàn)”的旗號下，通過對我軍的控制、削弱，達到最后消滅我軍的目的。他那樣痛快點頭并搶先任命葉挺當這個軍的軍長，就是想借助葉挺的手，或者把這支部隊改造成國民黨的軍隊，或者把它送上前線，借日寇將它消滅。

　　鑒于這種復雜情況，黨中央和毛澤東在沒有充分了解葉挺對我黨的路線政策持何種態(tài)度之前，并未簡單予以肯定，而是相當慎重地與周恩來保持聯(lián)系，查詢“恩來與葉挺究竟談了些什么”，多次致電秦邦憲和葉劍英，告以“葉挺是否能為軍長，待你們提出保證”，并決定請“葉挺來延安商談”之后“再行決定”。

　　葉挺也深知情況復雜，向在南京的秦邦憲、董必武、葉劍英等表示，他理解黨中央的慎重處理方針，并鄭重聲明，他完全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治戰(zhàn)略，完全接受黨的領導，愿意到延安去與中央負責同志當面商談。他還表示，如黨中央不贊成他做軍長，他仍可辭職。

　　10月下旬，葉挺離開南京，途經(jīng)武漢、西安，來到延安。在延安，毛澤東等親自迎接他，為他設宴接風，多次進行廣泛交談，并陪他到抗大、黨校等地觀光。

　　葉挺對他在大革命失敗之后走過的這段曲折道路作了自我解剖，再次表示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的軍事戰(zhàn)略，接受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坦誠直率，溢于言表。毛澤東對葉挺在北伐戰(zhàn)爭中和南昌、廣州起義中建立的歷史功績給予高度評價，對他充分理解我黨的路線政策和愿意與我黨共同抗日的堅定決心表示熱烈歡迎。他們的談話開誠布公，真摯懇切，對于抗戰(zhàn)的發(fā)展趨勢、獨立自主原則、廣泛開展游擊戰(zhàn)爭、創(chuàng)造敵后根據(jù)地等重大問題，都有詳盡的探討，并相互取得了充分的理解和信任。他們還談了新四軍的組建問題。

　　交談結束后，由毛澤東親自主持，在抗大禮堂舉行了一次歡迎葉挺的干部大會，正式宣布了葉挺擔任新四軍軍長的決定。